世间最容易事：揭秘古代如何为官理政？

古代官员是一个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实业等非常规工作，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不要求负责官员掌握相应的业务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全面发展，到处开花，今天抓教育明天管财政后天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挨个当过去，令人叹为观止。“学在于长，业在于精”的规律在古代官场失灵了。为什么官员们都是全能王？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精通吗，会不会“外行管内行”，对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呢？

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是儒家理论的教育。客观的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和实际政务有很大的距离，对读书人入仕后的实际工作帮助不大。

而官府要录取的恰恰是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在财税、水利、侦查、审讯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科举考试不考钱粮刑狱，却考君臣礼义。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官场实践有关的录取标准，那就是唐宋之后选拔官员，要看能否写一手合格文公，往俗了说就是看候选者会不会打官腔、写官样文章。专业历史名词叫作“判”，公文判词能做到文辞通顺、没有纰漏，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优先录取。

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他们所有的是满腹的四书五经之中八股文章，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比如明代大清官海瑞当父母官，审案的标准就是遇到财产纠纷，宁可委屈士绅尊长，也要站在百姓卑弱的一方；但是遇到名誉礼仪的官司，宁宇委屈百姓卑弱，也要维护士绅尊长的利益。这就是从儒家道德出发的审案标准。至于朝廷繁复的律法条文和种种判例，海瑞可能并不精通，很多官员甚至都没拿起来翻阅过，自然做不到“依法办事”了。

说到司法，古代官员常常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用刑”。对于贫苦孤独或者情有可原者，父母官常常减轻甚至免于刑罚；而对于残暴跋扈，激起民愤者，往往刑上加刑，动不动就先来四十大板杀威棍，甚至“立毙杖下”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此“有法不依”，古代官员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留名青史，说不定离任时还会有绅民送“万民伞”，“脱靴遗爱”，来个挥泪相别。说到底，还是儒家道德在其中起作用。司法如此，民政、教育等其他政务也如此，维护儒家道德是官员们首要的考虑，业务成效倒在其次。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是对君王忠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听皇上的话、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就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其次，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就摆脱人类控制，产生自己的逻辑，会根据自身利益和惯性运转下去。而保持体制的稳定是它的一大追求。实打实的考核产生的波动，显然不利于官僚群体的利益，也影响体制的稳定，是官僚体制不愿意发生的。因此具体到实践中，每个考核单位都要为自身的利益和稳定考虑，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说：“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核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考核的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少有人会因为考核不合格而贬官罢职。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反常”情况，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合格者不是得罪了上司，就是人缘太差，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太多了，或者就是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牺牲品。

宋代是官员的“天堂”，考核官员采用磨勘法，即规定文官三年一秩，武官五年一秩，凡到期没有过失的人都可以升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考核就变成了论资排辈，结果造成官员“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糊涂官只要活得足够长，就能列位公卿。如果你是宋代官员，你会去钻研政务、认真工作吗？

明朝户部十三个司，自孝宗弘治以来，借口公署不大，只留郎中一人治事，其余户部官员只在授官之日（也就是任命的时候）出席而已，实际上就是挂名不干活。《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年早晨到所在的衙门点个卯，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了，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上司的喜好、衙门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安危祸福。这些明清官员，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总之，古代官场的业务考核流于形式，主要不是看政绩，而是看权力上端的好恶和体制的需要。政绩的作用，似乎如同浮云飘忽不定。

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让官员无心办公，那么业务上真出了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比如，每一年的钱粮总得征收上缴，辖区内出现了刑事案件必须去侦破，无心业务的官员们怎么应付这些问题呢？

古代官员的应对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指的是“故事”。清朝官场“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说：“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这里的“故事”，就是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晚清旧军操练最重虚文不重实用，带过兵打过仗的一代名将左宗棠就不客气地指出军队中种种行为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都进入热兵器时期了，将领们还沿用千百年来来祖宗传下来的兵书阵法，不定期地带着兵丁们出来溜达几圈。《官场现形记》认为“比耍猴还要好看”。

葫芦的第二层意思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下属当上司的传声筒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代官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意来处理问题，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用讲话贯彻讲话。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或者上司没有明确态度或者没有前例可循的，温和的官员就套用“再商量”来敷衍，态度不好的官员就以“无例可循”加以搁置。

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不求实效，只希望把业务问题糊弄过去。晚清的李鸿章曾自嘲是朝廷的裱糊匠，所做的一切只是将政务裱糊一番，免得在自己手上崩盘。李鸿章是坦诚的，说出了许多同僚“只做不说”的秘密。

退一步说，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怎么办？

真遇到什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官员都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政务。朝堂上丞相一级的高官，不过问具体政务，身边少了师爷和书吏，却多了门生、食客、帮闲文人等等来出谋划策。官员们依然不必有专门的业务知识，不需亲自处理政务，只需要在幕僚班子敲定的公文罕见上签名盖章（有时，官员的印章都由幕僚、书吏负责封盖）。遇到决策时刻，官员们只需要对幕僚递交的决策建议，说“准”或者“否”就行了。不清楚律法条文没关系，不知道府库里钱粮金额没关系，遇到难题和突发情况也没关系，后面有一大帮子人会帮你解决。

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先河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卸给幕僚们，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然后说几句“此议深合本官心意”、“此事本该如此处理”，把幕僚的意见当做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实际上，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比如明朝的户部十三司，一个郎中自然不能维持整个国家财政部的运转，只好放手胥吏。州县的官员则完全把政务推给幕僚和胥吏们，导致弊端百出。官员们对这些精通业务的地头蛇，既离不开又猜忌限制，有清朝官员就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矣。”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埋头钻研具体政务、提高业务水平，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客气的说，哪怕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黄毛小儿，也能干——当然，前提是他得当上官。难怪李鸿章说，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如果连官都做不了，那就太没用了。

事实上，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只要官府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会自然发展，社会稳步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偿不是好事。

在古代，权力上端任命官员，首要要求是控制某个衙门、某个领域，巩固统治，业务方面的考虑倒在其次；官员上任，首要任务是维持所在衙门、负责领域的稳定，保证现有体制的统治，业务成绩也是次要的。真正搞业务的不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而是幕僚、胥吏和差役们。这就造成了官员和业务的脱节，忙于当官。放眼看去，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哪里有需要往哪跑。这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的伴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