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为昌黎（今属河北），故世称韩昌黎。韩愈自幼勤勉好学，沉潜诗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税，贬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年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迁刑部侍郎。不久即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穆宗朝，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等，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故后世称韩文公。

在思想上，韩愈推崇儒学，排斥佛老；在文学上，他崇尚秦汉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并因此倡导了有革新意义的古文运动，强调文学要为儒学道统服务，要求言这有物，辞必己出。韩愈诗文都有很高成就，尤以文章著称。名列“唐宗八大家”之首。其文内容殷实，有以反佛、明儒道为内容之长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有嘲讽社会现实之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讲学解》。也有论述文学思想之作品，如《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刘正夫书》。其文气势壮盛，辞锋骏利，语言练达。后人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对唐及后世散文创作有巨大、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韩愈以计为文章末事，以诗为文，把写文之手法融入诗中，在诗的句法、章法、韵等方面作了改动，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无不受其影响。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示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