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为何攻击历史遗产？

在1933年的德国，纳粹焚烧“非雅利安”出版物的场景随处可见。

焚书时产生滚滚浓烟，宣告了知识分子和革新者写下的文字彻底毁于一旦。

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等地，德国学生成群结队地销毁了两万多部所谓的“非德国人”（Un-German）著作。这不仅表明纳粹政权要从物质层面销毁书籍，更要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

海明威、海伦·凯勒、弗洛伊德、甚至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都被收缴，集中起来，付之一炬。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宣布：“现在，极端的犹太知性主义终结了……”

不过，这样的举动在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回顾整个历史，文化一直是攻击的对象。

如捷克历史学家米兰·胡布尔所说的：“给一个民族洗脑的第一步就是删除大家的记忆，摧毁这个民族的书籍、文化和历史。

“然后让一些人写出新书，制造一个新文化，虚构一套新历史。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民族就会忘记了现在和过去。

“在外面的世界，人们忘得更快。”

但是，纳粹的做法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军队里也有人反对。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企图破坏所有文化，但没有成功。如此一来，就算他们觉得有些文化碍眼，属于消灭的范畴，但无法越界，只能停步不前了。

作家和遗产顾问罗伯特•贝凡(Robert Bevan)说：“文化清洗往往是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的一个方面。它并不仅仅是杀害一个族群，而且还要抹杀他们在一个地方生存的权利，拔掉他们的根基，一笔勾销他们生活于斯的历史证据。这是要灌输一个概念：某个族群不属于这里。”

尽管纳粹无法彻底执行他们的计划，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们达到的成效远超想象。

公元8世纪到9世纪，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在巴格达营建智渊阁（Bayt al-Hikma），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经典著作的译著共计一万八千多卷。这是一座知识殿堂，吸引了伊斯兰世界里最睿智的学者们。

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可汗（Genghis Khan）身先士卒，率军攻陷了巴格达；智渊阁则成为他的眼中钉，最终被摧毁。据说，底格里斯河里当时漂着团团黑色，那是手稿被扔进河里后脱落的墨水；还有红色，那是一路追随而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鲜血。

巴格达的沦陷使得伊斯兰科学研究倒退了很多年。

进入现代社会，当伊拉克的文化遗产又一次面临冲击的时候，世上已经有了国际法，能适时保护其文化财产。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就是为保护文化遗产而成立的组织之一；与此同时，《海牙公约》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划定了武装冲突中可行与不可行的界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罗尼·阿梅兰(Roni Amelan)说： “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文书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文化遗产非常重要。”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1991年）之前，有关部门已经给那些主要的遗址安排了资金。文化遗产专家帕特里克·博伊兰（Patrick Boylan）说：“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顶级的国际咨询小组，确认史前、历史和基督教的遗址，并努力保护它们。”

但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国防战略家们“误判”了整个形势。波伊兰（Boylan）称，那些负责美国国防战略的人以为伊拉克人欢迎他们入侵巴格达，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m）政权，于是忽略了专家们针对文化遗产和军事计划提出的意见。

2003年，美国和波兰军队在古巴比伦遗址上建立了军事基地。这个问题更复杂了。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所在地，萨达姆本想将此处建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场所，让自己能与“传说中的先王们”齐肩；所以这里已被他毁得乱七八糟了。美军来到这里，并不是想蓄意破坏文化。但他们承认，他们在这一团糟中也有责任。

有时候，某些东西越有价值，就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波伊兰说，从20世纪可以看出，针对象征文化认知事物的蓄意攻击行为越来越多，“经常还伴随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2001年，塔利班蓄意炮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Bamiyan Buddhas），震惊世界。

当时，塔利班说这些雕像代表着偶像崇拜行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他们说：“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雕像只不过是泥塑石刻的玩意罢了。”这些雕像雕刻于6世纪，当时巴米扬是一个佛教圣地。

可国际社会并不认同。对此，塔利班分子辩解称，在阿富汗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还有人花那么多钱去保护雕像。塔利班表示：“如果你们要用经济制裁摧毁我们的未来，就没有资格关心我们的文化遗产。”

全球历史遗产基金会（Global Heritage Fund）的温斯•迈克尔（Wince Michael）说：“攻击这些遗址，往往意味着攻击族群特色和族群文化。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似乎更为重要，所以人们想要摧毁这些身份的象征。”

但是，有人想摧毁艺术，也有人不惜牺牲生命去保护艺术。

1944年，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勋爵（Sir Harold Nicholson）称，对具有“重大艺术价值”的作品，必须特事特办。他说：“我坚定地认为，绝对应该保护这类作品，避免它们遭受毁灭的厄运；甚至为了保护它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武装分子逃离马里的历史古城廷巴克图（Timbuktu）时，他们放火烧了一所图书馆。该图书馆收藏了数千部价值连城的手稿，内容涵盖宗教、法律、文学和科学。那些看管这些古籍的人采取了一个古老办法；数百年来，这个办法屡试不爽——把书带回家保管，让它们安然无恙——不管要冒多大的风险。

纳粹收缴文化遗产的时候，无论是打算将其送往规划中的族灭博物馆（Musuem of an Extinct Race），还是将书籍付之一炬，或者放在囚禁反对第三帝国理念的人的集中营里，都有人就像马里的图书管理员一样，与纳粹对抗。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只为确保“过去”不被摧毁。

廷巴克图的很多古籍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被毁灭。

这些人中就有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二战期间，面对迫害，她从一个犹太少女的角度，努力记录下这段历史。有关毁灭文化渊源的内容，人们认为《安妮日记》是最重要的记录之一。

尽管书未出版，伊人已逝，但她的想法依旧警示世人：

“人们的心中有一种焦虑和嗔怒，于是去摧毁，杀戮，谋杀，直到全人类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没人躲得过；战争不可避免；现在建成的、耕耘的、抚育的所有一切，都会被毁灭和扭曲；再然后，人们定要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