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下设税关

崇文门

 

居中的正阳门号称天子国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则如同文臣武将拱卫在两翼。

崇文门在明初曾经沿用元朝旧称文明门，系出自《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典故。

由于元大都的城墙是夯土的，没有包裹城砖，所以为了防止雨水冲刷，还要披上蓑衣，被称为“蓑衣城”。蓑衣是使用芦苇编织成片，自下而上压茬披挂在城墙上面的，每年都要修补更换。为此，在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的地方开办了“苇场”，每年征收百万芦苇。至今在崇文门外还遗有芦草园和草场头条至草场十条这样涉及芦苇的地名。

后来，到了元文宗皇帝时期的至顺元年（1330年），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敌军打到了通州，那时正是阴历十月干燥季节，有人警告说防备敌军放火烧城，于是征召元大都居民，每户出一个壮丁，手持武器登上城墙协助防御，在每个城门上面排列了大量水瓮以便灭火，并且撤去了城墙上的芦苇蓑衣。从此以后，苇场征收的芦苇，不再用于蓑衣城，改为交给皇宫厨房作为燃料使用。

老北京的城门各有特色，崇文门以税关闻名。经常有人误解为，只有在崇文门才收税，其实过去在北京所有的城门都要收税，只是收税的管理机关设在崇文门外。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明朝在花市上三条东边设有户部税务分司。《明史·食货志》记述，明朝的收税官署，有司、局、分司的编制，在收税的官署里张贴着应税货物项目的榜文，不论行商坐贾，只要经营的货物在榜上有名，就一律征税。虽然明初规定税率是货物价值的三十分之一，但遇到大修宫殿，边关打仗，或皇帝特别贪婪，都要违例横征暴敛。明朝弘治皇帝时期，京城九门一年所征税款是钞票66万余贯，铜钱288万余文，可是到了他儿子正德皇帝时，钞票加征4倍，铜钱加征30万文。

户部税务分司这个地方的地名，到清代演变为“虎叭喇口”，“虎叭喇”是一种宠物鸟“伯劳”的名称，而清代这里恰是有名的鸟市。到民国时期，“虎叭喇口”又演变为“虎背口”。

清代的崇文门税关就设在花市上三条胡同的西口。《清史·职官志》记述，崇文门税关的官员是正、副监督和左、右翼长，在清初由太监充任，乾隆时改为内务府官员充任，后来也允许政府官员充任，但必须是满人。崇文门税关是京城“内九外七”16座城门的总税关，号称“第一肥缺”，任期是一年。清代巨贪和珅曾经连任税关监督8年，就连他的管家刘全也因帮办税务而聚敛到20万两银子的家财。清末的那彦图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当过两年税关监督，捞到了20多万两银子。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只出任税关监督一年，就将他家在方家园的桂公府府邸翻建一新，还志得意满地说“我这后半辈子总算不用愁了”。

清人有一首咏崇文门税关的诗写道：

九门征税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

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这是说小商贩挑着担子进入崇文门时，因手不空闲，就预先在鬓角插上两个铜钱，任凭收税的太监掠去，成为他们的额外收入。

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宫殿预备迁都时，派遣大量民工去南方采伐金丝楠木等名贵巨材，民工伤亡之多曾有“进山一千，出山五百”之说。《明史·宋礼列传》记述，工部尚书宋礼奏称，他在四川深山采得“大木数株，皆寻丈（腰围8尺至1丈），一夕自山谷中抵江上，声如雷，不偃一草”。大木自行滑入江水，还没有压坏一棵草，肯定是宋礼为了讨好永乐皇帝而编造的神话。这批大木沿着长江和大运河运抵北京之后，永乐皇帝正在因为群臣反对迁都北京而郁闷，遂将设在文明门（后改称崇文门）外的木材仓库命名为“神木厂”，将大木入贮厂内供奉为“神木”，以作为天神相助他夺皇位于南京、迁国都于北京的证据，神木厂大街即由此得名。

清朝取代了明朝之后，自然不会容忍“天助明朝”的神话在京城存留，遂将神木厂撤消，将“神木”迁往广渠门外的皇木厂。神木厂大街至乾隆年间已经改称为“花儿市”街，花儿市街不以卖鲜花为主，而以制做和销售假花闻名。民俗专家金受申在民国时期报纸的《北京通》栏目里写道，花市大街制售的假花，旧称“纸花”，用纸张、通草、绒、绢等物制做，在清朝主要是供应满汉妇女作为头饰，后来也制做成插花摆设。

1895年，清朝建造了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因为担心铁路破坏京城“风水”，将终点站设在了右安门外的马家堡。

1952年的崇文门还有火车通过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了打通北京至天津海港的交通，洋人按照英国工程师金达的设计，强行扒开永定门以东的城墙，让铁路线进城延伸至内城东南角楼之下，再向西沿着崇文门城墙南侧直抵正阳门东侧，这就是“正阳门东车站”的来历。洋人为了乘车方便，又将东交民巷使馆区南边的崇文门西水关扩建为“水关门”，还设置了一个“水关门车站”。从此，崇文门城墙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5年，为了修筑环城铁路，将正阳门至崇文门再至东南角楼的铁路线向北延伸。因路基建在护城河与城墙根之间狭窄的地带，铁路又不能直角转弯，因此在东南角楼西侧和北侧的城墙上各开辟一个门洞，以利铁路的弧形弯道通过。这次施工，在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带的城墙根下搭盖了铁路工棚，住满了修路工人。

修筑环城铁路时开辟的门洞

 

1957年，在崇文门内兴建了北京火车站，又有大批铁路工人住进了老城墙下的铁路工棚，这一住就住到了2002年，发展至2000户居民。以往从此处经过，只见到密集破旧的工棚房屋，几乎看不到房屋后面还有城墙。也正是由于这2000户居民不易迁移，被铁路工棚团团包围多年的这段1500余米明代老城墙才得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