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春节红包“减负”不容易

春节派红包，是华人社会的传统习俗，除普通百姓之间的礼尚往来之外，小小的红包在社会关系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含义。随着近年来人情消费的水涨船高，红包开支已成为一些民众不小的经济负担，不过，在中国式关系链里，大多数民众也不敢轻易破坏这个规则，想为红包“减负”，被认为不容易实现。

长辈给晚辈派压岁钱，寓意平安度过一岁，而这俗称红包的压岁钱“行情”的演变，反映出市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也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过去红包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质意义，但现在则大为不同。

当今中国社会过年的花费年年见涨，红包的“含金量”也随之上升。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平均在两毛、五毛人民币左右，红包是图个“好彩头”；上世纪70年代，红包还在5元、10元人民币左右；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红包动辄数百上千，孩子每年获得数千元压岁钱的并不在少数。

中国不同区域的红包消费有着细微差别，不同人情圈子的红包内涵也有所不同。在广州一家IT企业任职的钟瑛受访时说，加上孝敬父母的红包，她今年在红包上的花费大约在8000元左右，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

对不少家长来说，过年成本的上涨形成了一定压力。今年春节前，网络调查显示，约40%的网民过年要花掉自己三个月的薪水，当中最主要的花费用在孝敬父母和给小孩红包等人情礼上，超过70%的人表示，今年的过年花费会比去年高。

由于过年的成本高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过年习俗的舆论反思，呼吁让压岁钱回到原有的象征意涵。中山大学教授叶春生受访时说，红包作为中国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表达祝愿的同时，应当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

他指出，中国部分地区保留的旧有风俗便值得提倡，比如在南方有的地方，民众收到红包打开看过之后，再原封不动地送还给对方，“这样既相互表达了祝愿，又不造成经济负担”。

对于中国春节红包的形式，叶春生指出，不同区域红包的“含金量”有高有低，穷困地区的红包可能只有一元钱，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可能高至上千元，而在人情往来的过年红包当中，具有半行贿性质的红包也并不罕见。

他说：“托人办事，对方在平常日子不肯收礼，趁着过节期间，就给对方孩子一个比较大的红包。”叶春生说，这种“一半人情一半贿赂”性质的红包，收受双方都要坦然得多，在过年期间很常见。

但他也指出，中央近期出台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之下，预计这种现象今年会有所收敛。叶春生说，“今年过年期间，餐饮酒楼的单位团拜会与宴请已经大幅度减少，往来的红包将随之有所减少”。

不过，尽管以春节名义的公款吃请现象锐减，作为“台底下”的往来之一，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红包腐败能否得到明显遏制，一些人认为，这也和普通百姓的人情红包一样，很难实现“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