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开健自传：“东方红”号，难忘的880天

1972年12月初，我们和县共53位年轻人，被带到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所在地——青岛，在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当时隶属国家海洋局），进行为期2个月的新兵训练。

一天，从北京总局宣传处来了两位军官，对我和另外一位新兵（也是喜欢画画的）进行考察，让我俩即兴画一幅画。（可能是这次考察的结果吧，二年半后我被调到北京总局宣传处。）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东方红”号海洋科学考察船上。“东方红”号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海洋科学考察船， 这是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大型综合海洋科学考察船。那刚劲古朴的“东方红”三个隶书字还是出自康世恩副总理的手笔。当时“东方红”号的名气很大，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一些国家元首还登过此船呢。所以分配到“东方红”号的新兵都有一种自豪感，当然我也不例外。可是没想到分配给我的工作，竟然是需要视力好、普通话说得好的信号兵。因为信号通讯是靠手旗和灯光发出，用眼睛接收的，而手旗和灯光发出的信号，又是以汉语拼音的字母组成，分别以手旗所放的部位和灯光点划的长短来表达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信号兵一般挑选来自北京周边和东北的人 (一般来说，普通话说得好，汉语拼音就准确) ，而且视力要好。可这两项恰恰是我的弱项。经过6个月的汉语拼音学习和手旗灯光集训，我胜任了信号通讯工作。尤其是汉语拼音的学习，为我后来电脑的文字录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习结束后，回到船上，信号通讯工作干得时间不长。船上的文书复员了，让我接替。太好了！写写画画是我最喜欢做的啊，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在船上出黑板报、做工作计划、写通讯稿，工作很努力，受到船大队的嘉奖。

1975年3月我们船出海执行完任务返航，刚靠码头，就接到国家海洋局的调令，调我到北京国家海洋局宣传处工作。调令非常突然，就连船长和政委事先都没有思想准备。这一突如其来的讯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激动和留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感慨万千。我知道，调到北京总局宣传处，无疑会给我所追求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会带给我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可真的要离开“东方红”号了，实在是有点舍不得。在去北京之前，海军在青岛办了一个幻灯片绘制培训班，2个月的时间，组织上安排我在此学习。培训班的学员都是各舰队有一定绘画基础的同志。培训的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主要是源于老师的授课以及学员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学习一结束，马不停蹄地回到船上，因为还有两天就要离开我生活工作了880余天的“东方红”船。当我再次踏上船甲板从舷梯下船，就要离开“东方红”号时，双眼湿润了，真的舍不得离开我这熟悉和热爱的“东方红”船，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舍不得离开特别关心和帮助我的安徽老乡张心全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