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康王谷

陶潜故居何在？桃花源原型何在？这是陶渊明研究中心尚有争议的两个问题。近年来，新说迭见，讨论不断深入。但是，有些文章或根据晚近资料立论，而没有发掘最接近陶公本人及其生活地域、生活年代的有关文献，因而大大地影响着了结论的科学性，甚至与本来面目背道而驰。为此，笔者特从宋齐文献出发，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意见，盼能引起进一步探究。

醉石和陶潜栗里故居

关于陶公故居何在，迄今已见六说：星子县玉京山、九江鹿子坂、浔阳明旧城、庐山北栗里陶村、宜丰、九江市白鹤乡。诸说理由不一，其中有焦点，即“醉石”问题。现在，就从“醉石”的真伪入手，探求陶公故居的方位。

有同志认为，庐山南醉石乃后人附会。因为，醉石既不见《陶集》，又不见《本传》，而始见于赵宋，即乐史《太平环宇记》、陈舜俞《庐山记》、朱熹《跋颜鲁公栗里诗》，明人王祎《经行记》，桑乔《庐山记行》仍其说。因此，陶公故居与醉石无关；或者说醉石是附会的产物。这种看法，下然是失于考据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在陶公去世稍后，即有文献予以记载

一、张僧鉴《浔阳记》说：“陶潜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纵广丈余。相传靖节先生醉卧其上。在庐山南。”(《太平御览》四一引)这条材料的突出价值是：

其一，作者张僧鉴乃晋宋间人。《南史·隐逸传》载，梁有处士张孝秀，普通三年（即522年）卒。《梁书·处士传》称张孝秀寿四十二，可知其生于481年。孝秀父希、祖僧鉴、曾祖须无。若依三十年一世的常规推算，则张僧鉴约生活于400—470年间，即晋末至宋代间。又，《宋书·胡藩伟》载，张须无和桓玄（396—404）同行，则须无亦晋后期人，其子僧鉴正生活于晋末至宋代。两证相合。而陶公生活年代为365—427年。据此，张僧鉴手陶公生活年代相交叉。

其二，张僧鉴家居浔阳。据《南史》，须无本南阳宛人，徙居浔阳，三世为江州别驾从事。据《永乐大典》6339引《江州志》亦云，僧鉴本南阳人，父须无徙居浔阳，世为别驾从事。因此，张氏家住浔阳甚久，有条件了解陶潜这一名士的传闻事迹。

其三，张僧鉴熟悉浔阳土人情。其父须无，既为州史，因撰《九江图》。僧鉴继作为《浔阳记》、《豫章记》。《九江图》（又作《江图》），《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浔阳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诸书常见引用。父子世其家学，对浔阳人文地理当然了解，其说必有依据。

其四，张氏应当了解陶公。张须公、僧鉴世为州别驾从事；而陶公曾任“州祭酒”，彭泽令，又曾被征为“州主薄”（未就任）。须无和渊明当是同僚，僧鉴岂能不知陶潜？而且，张须、陶潜都在桓玄部下作过事，相识的机会更多了。所以，张僧鉴记载陶公事迹，不是一般的道听途说。浔

其五，张僧鉴《浔阳记》中，将醉石、栗里和“庐山南”紧密联系。可见，醉石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庐山南；不仅醉石在山南，栗里也在庐山南。显然，庐山北的栗里、醉石，才是真正的附会。

二、宗测《庐山记》说：“陶渊明所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仰视悬瀑，可坐十人。尝醉眠其上，名醉石。”（《渊鉴类涵》六引）

宗测，字敬微，一字茂深。其先本南阳涅阳人。晋永嘉乱中，宗承以军功除宜都郡守，卒官，家居江陵。承之孙宗炳（375—443），好游山水，善琴书图画；至江州，入的莲社，于庐山立宅，不应征辟。而陶公与的连社也有许多交往。他们应该相识。炳之孙宗测，志趣一如祖风，率妻子居庐山旧宅，卒于齐建武二年（495）。据此，可知宗测生活年代与陶公相接，而略后于张僧鉴。宗测《庐山记》之说，或因袭张僧鉴之书，或来源于祖父宗炳的交代，或来自于亲采的民间传说。总之，难以置疑。

宗、张两家之说，有共同点：一即醉石在栗里；二是醉石大小相当，可坐十人与纵广丈余约略一致。而宗测所记有更具体处，一是醉石在“两山间”，一是可以“仰视悬瀑”。两家之说，事实上是一致的。

醉石，据说有四：一在玉京山前九峰桥侧，一是温泉附近，一在开先寺三里外湖边，一在庐山北（庐山上）。若依张、宗二家所记，按照“庐山南—栗里—两山间—醉石—仰视悬瀑—纵文丈余，可坐十人”来踏勘，必然可以确定孰真孰假。

康王谷与桃花源

《桃花源记》一出，即发生了关于其原型何在的讨论。

《述异记》说，桃花源本吴中（苏州）：“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尽得仙去。”（《太平广记》）四一〇、《太平御览》九六八引）《述异记》有两种，一为祖冲之（429—500）作，一为任昉，稍晚而入于梁初。这和陶潜只隔不到半个世纪。

《武陵记》说，桃花源在湖南武陵：“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太平御览》四九引）“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同上）《武陵记》为黄闵所作。黄闵又作《神壤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之。故可知黄闵其人乃南朝人。他的记载，与传为陶潜所撰的《搜神后记》“桃花源”一条中“渔人姓黄名道真”的夹注相一致。

当然，我并不同意《述异记》和《武陵记》两说中的任何一说。我想，他们的这种分歧启发我们，与桃花源相似的实境，并不鲜见。在陶公常住的浔阳一带，有无这样的实境呢？钱耀东、孙自诚二同志根据实地考查，并引用某些资料，认为庐山康王谷即桃花源原型。（见《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一期）此说具有启发性，但在文献引证方面，却颇不足，具有错误。

我对康王谷的原始情况，业已作了较彻底的考证，认为它的确为“桃花源”的原型。从宋齐文献看来，康王谷（今名庐山陇）与桃花源有六点相似：

有桃林。裴渊《广州记》说：“庐山顶有山桃（山桃大如槟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原著）”（《太平御览》九六七引），既樱桃。任昉《述异记》说“康王谷在庐山上”，可见《广州记》所说的“庐山上”可包括“康王谷”。钱、孙文中也说康王谷中有樱桃树。裴渊，清人文廷式谓是晋人（《补晋书．艺文志》）；《广州记》，《隋书.经籍志》著录之。他若果是晋时人，则稍早于陶潜，所记应是当时实说，陶公可得而见。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北朝著作，并应用之，可知裴渊最迟也是宋齐间人。

有桑竹。《述异记》说：“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观灵异。既涉崇巚，有一湖，匝生桑树。”（太平御览》六六·九六三·九五五引）此为任昉所记。这湖即在康王谷之上，当即仰天坪。周景式《庐山记》说：“康皇溪道士，种松及筋竹竿。”（《太平御览》九六三引）又说，谷中有康王庙，有妪事神饲虎。（《太平御览》八九二引）周景式，不详何代人。但《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其《庐山记》，常置晋宋之际白莲社人张野·惠远两种《庐山记》之间，或与晋宋间人并列。以此推知，周景式记康王谷等地有桑竹，当可信。

有居人居舍。周景式记谷中有道士，则当有观；谷中有妪事神庙，则有庙宇。这说明，康王谷有人居住，有屋舍。

有溪水。周景式记康王谷中有“康皇溪”，其源当即王禹偁《序略》所说的“康王谷水帘”，即“谷帘泉”。钱、孙文中，也说谷中有溪，流出谷外。有溪水，有山桃，桃花林自可夹其岸，成为名副其实的“桃花源”。

既出，不得复出。这是桃花源的“自我保护”机制。裴渊《广州记》说：“庐山顶上有山桃，人时登采拾，只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不辄迷不能返。”就是说，康王谷的山桃不能带出谷外。类似的情况，在庐山附近的南康的归美山、玉山、东望山，都存在。（《太平御览》九六六、九六七引《述异记》、《南康记》、《异苑》）对此，陶公岂能没有耳闻？因之而为桃花源设计了这种“不复得路”的结局。

　武陵人。陶渊明之祖，出自武陵傒族，故在《桃花源记》中以“武陵人”自道，这和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因而自称“陇西布衣”没有什么两样，而不是指渔人生活在武陵县。康王谷在庐山南，这和醉石、栗里在庐山南是一致的，陶公应该去过。他“缘溪行”，见“桃花林”，睹庙观等屋舍，见道士、老妪等居人，观“桑竹之属”，都不足怪。当他走出康王谷时，恐怕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采不得持下”的神奇传说吧！

　康王谷如此，说它启发陶公写出一个桃花源，应该说并牵强，并不离奇。

康王谷与“避秦”无关

上文考定，康王谷和桃花源有多方面相似。但是，唯有一点，与桃花源不似，这便是“避秦”。然而，恰好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志不免偏爱偏信。因此，考明“康王谷”得名的由来，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关于“楚康王避秦入谷”的材料，宋人陈舜俞《庐山记》中说，康王谷中有康王观，观之碑刻言：“楚康王为秦将王翦所窘，匿于谷中，因隐焉，故号康王谷。”（《四库全书·史部》本）钱、孙二同志引《图书纪游集》说，康王者，楚怀王子熊绎也。秦灭楚时，王避难谷中。又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康王谷在星子县北三十五里庐山中，旧名楚王谷。

上述材料的的说法，都是晚近所出，都是错误的。因为：楚有康王名熊昭，不叫熊绎，此，此一误也；楚有熊绎，西周之初始封楚子，比楚康王早四百年余年，此二误也，楚康王又比怀王早二百余年、比王翦早三百余年，此三误也；怀王之子顷襄王熊横，与秦昭王同时，而灭楚的王翦为始皇将，晚昭王三、四十年，此四误也。如此错谬，有何可信！

陈舜俞已意识到此说不妥，因而又猜想：“或康王之孙”，“国亡而匿于此”，实际上等于没说。于是又有人说：康王是“康阳”的讹音；或者，宋人开宝（宋太祖年号，968—975）中避赵匡胤讳改“匡”为康，康王是匡阳的讹音，即“庐山之阳”的意思。（《读史方舆纪要·江西》）这此说法，都似是而非。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曰：康王指周康王！

　《述异志》说：“庐山上有康王谷，巅有一城，号为钊城（或讹作刘城）。天每欲雨，辄闻山上鼓角笳箫之声。声渐至城，而风雨晦合，时人以为常候。传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爱奇好异，巡历名山，不远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有弓弩、金之属，知非常人之所处也。而山有康王之号，城又以钊为称，斯言将有征。”《太平御览》八五引此，未署作者。不论是祖冲之还是任昉，都是宋齐时人，去陶公仅数十年。而且，这还不是最早的记载。比这早的是张僧鉴的《浔阳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岭有钊城谷。天欲雨，辄闻鼓角笳箫之声。”（《太平御览》五四引）由于《浔阳记》早于《述异记》，两段文字又相似，可以认为《述异志》采用了《浔阳记》的材料。

　《浔阳记》所记是否有历史根据呢？有的。最可信的也是最早的根据，是古本的史籍《竹书纪年》：“康王十六年，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周康王名钊，乃武王孙、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帝王世纪》），南至庐山，故有“康王谷”、“钊城”。这才是真实面目。这一真相，在南朝还未掩盖，大约是唐宋时，才发生讹误。周康王名钊，楚康王名昭，后人惑于此，遂张冠李戴；又为了解释“避秦”之事，益加附会，因而产生了上述种种讹传和臆说，诚为可叹！

　既然康王谷因周康王南巡至此而得名，那么，所有“避秦”之论就不攻自破，也就无须用它去揣测陶公了。更何况，《桃花源记》所说的“率妻子邑人”，与一国之王的身份相距何其远也！晋人顾徽《广州记》曾记：“庐山上有一湖，至甲戌日，辄闻上有鼓角声。”（《太平御览》六六引）这应也是指的“康王谷”的传说，与《浔阳记》相似。周景式《庐山记》说“庐山顶有一穷湖”，《述异志》说“庐山崇巘有一湖”，应都与康王谷有关，当即谷上之仰天坪。

总之，依据晋宋齐文献来讨论醉石和康王谷，应该是可信的。它们都处于庐山南，相距不是很远，而康王谷和桃花源又如此相象！由此进一步想象到，仅晚近材料进行研究，并且遽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是多么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