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文化繁荣还是文化泡沫

又到“两会”。据预测，文化产业将成今年“两会”的新亮点。

自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后，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各地对文化产业的投资空前增加，比如北京市将统筹政府资金100亿元，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并组建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其他省份，纷纷拿公共财政向文化产业砸钱，争创文化大省。而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上，有关文化产业一定是热门，公共财政投资文化产业或许和以前的投资铁路、公路、机场之类的新的投资热点。而文化产业的泡沫化其实依然依稀可见。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文化有其独特性。很久以来，文化不被看做是产品。文化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它是意识形态工具，是执政者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正因为文化如此特殊，所以，它也长期被政府严格管制。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只要有产品，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前景，有人愿意投资，那么，这种产品就可以走向市场。而文化产品不行。对文化产品的管制，既有对投资、经营主体的限制，也有对文化产品内容的审查。仅从内容来说，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受到严格的管制，不符合导向的作品，得不到出版发行的许可。广电总局的“限娱令”、“禁穿越令”、“禁俗令”，都在表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面临的窘境。除了对经营主体和产品内容的限制之外，政府对于文化市场也实行演出许可证，播出许可证之类的限制措施，使得市场繁荣所必须的竞争条件，在文化产业方面并不存在。

文化的繁荣，文化产业的兴盛，与其他产品和产业的繁荣一样，需要宽松和竞争的环境。对于文化产品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文化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创作者必须在宽松的环境和心态下，才能心无旁骛，自由创作；而只有不同思想文化，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作品互相交流，碰撞和竞争，才能促使更多独具匠心、独具特色的作品问世。而管制窒息了创作自由和创作灵感，限制了经营自由，还扼杀了竞争，消灭了市场活力。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公共财政投入制造的承载某种主旋律使命的文化产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人们渴望的文化产品却因为管制而难产。所以说，没有宽松自由，充满竞争的创作、生产和经营环境，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只能是空洞的梦想。再多样的公共投入，也难解文化产业沉闷单调的局面。

文化的繁荣，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宽松自由的时代，是文化繁荣的时代，而文网森严的时代，一定是文化窒息的时代。唐宋时期没有文化管制，唐诗宋词双峰并峙，游牧民族出身的元朝皇帝，粗鄙无文，不知控制思想文化，于是有光辉灿烂的元杂剧。明朝的朱元璋则从戏曲中看到了不利于皇权的异端邪说，他制定了严厉的戏剧政策，予以管控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其大要是：只许特定人士，也就是户口隶属乐籍的贱民优伶，才可以唱戏，其他任何人唱戏都属犯法；严厉禁止传唱、演出淫秽之音乐戏曲，如《西厢记》；严厉禁止在戏曲中扮演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朱元璋还通过让隶属乐籍的乐人穿戴特殊的服饰，比如让优伶戴绿帽子，禁止优伶与良人婚配等措施，让社会形成贱视戏曲演员的风气，来遏制人们对于戏曲的兴趣，进而窒息戏剧的创作、传播和演出。取明朝天下而代之的清朝统治者，除了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对于明朝朱元璋父子的禁戏政策，也照单全收。在朝廷的禁令面前，清朝一度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赛会绝编”的现象，作为那时最重要的文化产业的戏剧，受到灭顶之灾。在高度管制的文化政策面前，明清的文化难有作为；只是在朱元璋父子、康熙皇帝的继承者们放松文禁戏禁之后，明清的文化包括小说戏剧，才出现了一些名作。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已然是庞大的产业。中国致力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属可喜，但是，如果在文化政策上不能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只是一相情愿，而大量的投资，造成的只是泡沫，徒然浪费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