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暗流虽涌动 但为玩瓷不让人

中国陶瓷市场现状调查

古代陶瓷篇

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上陶瓷、青铜、书画一直呈“三足鼎立”之势，陶瓷是其中最重的一足。滥觞溯源，明清时人以追慕高古为至高境界，至清末民国，宫藏御瓷被纷纷盗运，流而入民间，流而入海外。陶瓷古玩市场开始空前活跃，以致当时的北京琉璃厂四时人潮、接踵挤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陶瓷市场全面停顿，私人陶瓷收藏和交易被严厉禁止，普通大众手中的陶瓷器被博物馆、文管所、文物商店等国家机构征走，海外虽偶有交易，但整体是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直到70年代，海外华人经济实力上升，香港、台湾崛起，中国陶瓷器在纽约、香港、伦敦等地频频交易，东方最有特色的艺术品才初步显现了它的国际价值。内地改革开放后，文物收藏与买卖开始慢慢放开，文革中被强占的私人艺术品也还回个人手中，见不得光的市场交易行为如涓涓细流，越汇越大。“鬼市”一词成了不断扩大的中国陶瓷收藏人群的口头禅。

从1993年潘家园和古玩城两家到现在全国20多家大型古玩市场和无数中小型古玩交易场所，古陶瓷市场已经点面结合覆盖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2002年新《文物保护法》颁布，正式将民间收藏纳入国家许可的收藏轨道中，中国的古代陶瓷市场也吃了一粒定心丸，那些拉帮结伙、气候已成的内地陶瓷投资收藏者们在国内拍卖场上高举号牌时，也纷纷参与海外竟拍。无怪乎人说，现在已经迎来了继两宋、康乾、清末民初之后中国的第四次收藏热潮。

古代瓷器投资的“三要三不要”

古陶瓷市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度过了“建仓”时期。市面上的陶瓷精品多已落入收藏投资者手中，精品稀缺、赝品充塞，就要求收藏投资者注重技巧、紧盯市场、慎重而为。

“三要”：

一要正确把握古代瓷器价值的判断。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归而为五字，“真善美少珍”，可以说，一件古瓷的存世量，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直接影响着它的经济价值。故宫陶瓷专家杨静荣先生就认为，只要前面几种价值不低，它的艺术价值就不会差到哪里。

二要正确把握古瓷市场发展的脉络。古代陶瓷市场发展至今，哪类瓷器站在市场的最高端，哪类品种最受市场的追捧？理清古瓷市场发展的脉络轨迹是涉足投资的第一步。

三要有对古瓷市场的前瞻性眼光。知过去，是为了明将来。市场永远青睐于那些先行一步的人。哪里才是古瓷市场新的增长点？哪类品种才是古瓷市场的“原始股”、“冷门股”？明确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

“三不要”：

一不要过分存有“捡漏”精品珍瓷的心理。初涉古陶瓷收藏，就幻想能在古玩市场捡到明清官窑之类古瓷珍品，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投资要量“财”而行，许多普通收藏者都是从特色入手，虽没有什么珍品，但也是不俗的成就。而“捡漏”的可能性已基本为零了。

二不要听信所谓藏品背后的“故事”。一旦地摊老板、古玩行商向你讲述一个个古墓出土、世代家传之类的故事时，千万不要被打动，还是看看器物本身要紧。

三不要刻意执着于瓷器的品相。太平洋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胡智勇先生认为，说品相不好，有冲磕，那是生意人还价的手段，就了毛病就可以压价了。但一个冲是无法将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掩盖住的。当然，追求器物的完美没错，但品相的缺憾不应造成瓷器价值的巨大差别。太平洋上以前拍过一件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撇口瓶，瓶口上有两道冲，拍了28万，2004年春拍又征集回来再拍，卖到了36万，就是一个明证。

官窑重器：陶瓷市场“绩优股”

1992年的北京国际拍卖会，为受到层层遮挡的中国艺术品拍卖拉开了幕角。受到鼓舞，计划经济时代已然绝迹的拍卖行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抢夺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领跑位置。12年的发展至今，拍卖业作为艺术品的二级市场、“艺市晴雨表”，直接表现着艺术市场的趋势变化。2004年内地春拍总成交额逾20亿人民币，人们的收藏投资热情也被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作为中国艺术品重要内容之一的陶瓷，它的市场走向正被多方评说着，哪类瓷器市场堪称市场“绩优股”？

对刚复苏不久的拍卖业来说，高端市场是属于明官窑重器的。因为存世稀少，其市场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特别是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最受青睐，在历届成交价排前百位的瓷器中，明官窑占了28件，2004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件明永乐青花内外底龙戏珠纹棱口洗以434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排在了历史第二的位置上。可以想见，一旦市场上再出现明官窑精品，必会受到高端买家的争抢。明代釉里红器在拍场上的价位也曾经居高不下，故宫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先生向《宝藏》介绍说，“那是买家不了解，以为传世的明釉里红没有几件了，其实故宫还藏有不少。”现在买家了解了它的存世量，明釉里红的价位就回落了，只有一些精品洪武釉里红还保持着较高的价格。除青花外，明代官窑器中还有许多品种仍游离于藏家视线之外，杨静荣先生认为，“现在的瓷器收藏越来越回归到对古代收藏家价值判断的重新认可上来了。”也就是说，今人对瓷器的价值判断不断向古人趋同。明代对当时瓷器的最高评价不是落在青花上，而是单色釉，如“宣红”，即宣德年间的祭红釉瓷，它的烧成率不足30%，存世量极少。红釉，蓝釉、白釉这三个品种的单色釉在工艺水平、艺术价值上也是比较高的，而随着古代陶瓷市场的进一步成熟，这些单色釉的市场价值是会得到再认识的。

元青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形成了一股市场热风，散见海外的精品元青花不多，内地馆藏也是凤毛麟角，在拍场流通的不过百余件，它的市场价值就被空前抬高，不断创出当时天价。但这些拍卖价格基本是在海外香港、纽约等地取得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拍卖业，流入拍卖市场的资金也有所缩水，对瓷器市场影响更大。同时叶佩兰女士出版了《元代瓷器》一书，让大众对元青花的真实面貌有了清晰的了解，也破除了以前对于元青花的盲目追捧、不问优劣。到现在，精品元青花仍是居高不下，2004年佳士得春拍中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双鱼耳大罐，以232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是为一例。但普通的民窑元青花价位也能被一般收藏者所接受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拍卖行业这块蛋糕越做越大，虽然许多高端价位还是在香港、纽约取得的，但市场的冷暖变化已经必须要看内地拍卖公司的成交报告了。瓷器市场上真正在舞台大唱主角的是康熙、雍正、乾隆这清三代官窑器。1999年香港苏富比曾推出一件1860年被英法联军抢掠的清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经过几十个回合的激烈竞争，最终以2095万港元成交。2000年，明清官窑瓷器更是在市场上大放光彩。一件清乾隆粉花蝶纹如意耳尊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分别以3304.5万港元拍出，一度刷新中国官窑瓷器的最高记录，令全世界为之惊讶。高端市场天价频出，一般清三代的青花、粉彩也都在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在瓷器历届成交前一百名中，清三代器占了61件。这是由于：一、清三代官窑在陶瓷烧造工艺水平上达到了我国古代的最高峰，创烧出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清代彩瓷还取代青花瓷成为官窑瓷器的主流，并在色釉或彩瓷的烧制工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清三代官窑器存世量较大，而且品种众多，仅康熙红釉就100多种，有很深的市场挖掘潜力。三、许多大收藏家、大企业家纷纷看好清官窑，都对这清帝把玩之物有较强的收藏欲望，清三代官窑器的高价位也是他们推动起来的。

粉彩近年来一直有着惊人的表现。在200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清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以4399万元人民币的成交天价创下了中国瓷器排行的新纪录。2003年持续走强，佳士得7月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皮球花纹碗与清嘉庆描金地粉彩福寿莲花纹茶壶均以244万元人民币成交，到2004年，在瀚海迎春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粉彩百鹿尊以561万成交，再看今年春拍中各大公司的瓷器成交排行，粉彩一直是众买家瞩目的焦点。但粉彩未来的行情如何，杨静荣先生分析：现在粉彩的市场价格已经快到头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它的价位就会有所下降，而明代彩瓷虽然存世少，但价位会不断上升。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内，清三代官窑器依然会领军陶瓷市场，唱主角。单色釉瓷的价位会不断提升，珐琅彩瓷因做工考究、存世稀少，价位会一直保持在百万至千万间的范围，持续而平稳。

拍卖市场中的资金总是在不停的寻找新的投资点。当某一类瓷器品种价位经过不断追捧，而达至一定高度后，资金重又会寻找那些新的不收重视的“原始股”。杨静荣先生就对《宝藏》不无感慨地说：“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只能依照市场的经济杠杆去运作。这种事情就像押宝一样，谁也不是预测大师，谁也掌控不了。”

明清民窑：陶瓷市场“原始股”

太平洋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胡智勇最近一直忙着本公司2004年第9期拍卖会，兼任瓷玉器经理的他有一个明确坚持的观点：对中国古陶瓷市场来说，民窑就是“原始股”。

就像衣服有名牌、便宜货之分，陶瓷市场和其他任何市场一样，也分高、中、低档。高端市场上的精品官窑动辄百万千万，普通大众也只能是抬头仰望，指指点点而已。民窑器确以其价格低廉、存世量大、造型风格多样、升值空间巨大的特点已经受到了低端投资消费群体的欣赏。中国经济的大跨步发展，城市中产阶级的开始形成，国家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和对私人收藏的鼓励，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在满足基本生活与精神需求后，有余钱、有余心、有余力投身于最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陶瓷上来，这样几千至几万元价位的明清民窑器就有了潜在巨大的并还在不断增长中的消费投资市场，未来的中国陶瓷市场必将会打出一片“民窑天下”。

追溯景德镇官窑发展脉络的源头就会发现，站在那里的原来是景德镇民窑。按史书记载，唐景龙初年（公元707－709年）就曾命景德镇制献陵祭器，由此开始，不论是宋是元为宫廷提供贡瓷的还是民窑，可以说这时的官窑器就是民窑中的精品器。直到明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官窑与民窑才有了明确的分野。虽与官窑的精益求精相比有些距离，但景德镇民窑器在官窑影响下不断创新突破，又没有官窑受到的政府对于器形规格、釉色纹饰的苛刻限制，为适应海内外市场，纹饰样式花样百出，带有一种自由清新的气息。

从市场价格上看，胡智勇先生对《宝藏》说：“现在的民窑器正处于市场的最谷底。”现在大多数一般品的明清民窑器根本上不了拍卖公司的大拍，在小拍中也多是无底价起拍或者是几百元的底价，成交价高不过万元，常常是几千元就被拍走。以明万历“兔子款”青花人物罐为例，1999年国内拍卖成交价在人民币2200元—3300元之间，到现在依然没有突破万元，这是拍卖市场上的价格，比一般古玩市场的交易相对贵一些，在古玩市场上这种人物罐的价钱还要再低2000元左右。民窑器一样分高档、中档、低档，在收藏投资时就要注意价位选择。从纹饰上看，人物画价值最高，其次是山水画，再次是鸟兽花卉，最差图案画。一对清康熙素三彩开光人物故事纹将军罐的价钱在拍场上可以到8250元，一件清青花花卉葫芦瓶只有2420元。器形上看，陈设器的价值要高于食器，而文房清供价位最低。一件清民窑白釉笔洗只有几百元，一件清乾隆民窑青花釉里红云龙九现图纹天球瓶价值就在2万元以上。

民窑器价格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民窑器自身价值参差不齐，与官窑相差较大，二是存世量多得让人尚未认识到它的稀缺性。民窑存世量再多也是不可再生文物，收藏一件，市面上就少流通一件，近年来，随着古玩市场的火热、私人收藏的公开，由田野中流入城市古玩市场的明清民窑器已经大大减少了，一旦市场存量不能满足资金量的需求，民窑器势必开始收仓，价位抬升之势就不可阻挡了。

不同时期的民窑品，它的价值、升值潜力是有很大区别的。可以说，从明末直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是景德镇民窑水平最高、产量最大、销售最广、品种最丰富、影响力最深远的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先生向《宝藏》介绍原因时说，因为一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烧，民窑全面取而代之，有了一个自由发展的可能；二是由官窑控制禁止民窑开采的麻仓山优质瓷土已告枯竭，民窑工匠在高岭山找到优质高岭土，解决了瓷土原料的危机；三是隆庆年间海禁重开，景德镇的民窑业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到清代，改明代的匠役制而为雇佣制，稳定了窑工的积极性，既保证了官窑的质量，又不会影响到民窑的生产，同时“官搭民烧”再无明代役派赔偿之累，而是按市值给价。民窑的风格开始向官窑靠拢，“官民竞市”的局面形成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民窑的工艺达到了最高峰，也最具有收藏投资价值。从民窑青花开始经过红绿二彩、红绿黄三彩，再到五彩，直接为康熙五彩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青花、五彩、三彩是代表了民窑品的主要成就，而高温颜色釉方面远不如官窑，在投资选择时要区分鉴别。

现在一般民窑品尚处于价位初始阶段，一些有眼光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出手精品民窑了。胡智勇先生透露：明末清初的精品民窑有些个别器物价位太高，一件康熙民窑笔筒可以拍到50、60万元，它的做工是不如官窑精细的，只在画意上具有中国水墨画风格，这也是民窑品最大的特点，在青花料上也有创新，当然，在工艺上是无法与官窑比的，价格却有些超过康熙官窑了。这也造成了拍卖公司的困扰，价值升得过快，无法保证是否还有买家继续购进，这些民窑单品的高价位就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投资民窑“原始股”也要注意风险，规避炒作。

高古瓷器：陶瓷市场“冷门股”

冷门股是指交易量小、流通少、价位相对稳定、未来升值潜力巨大的股票，高古瓷器称得上是陶瓷市场中的“冷门股”。

宋及宋以前的瓷器存世量少，这保证了高古瓷器高价位的稳定基础。但现实中，除少数精品，如200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一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盌以1313万元成交，多数高古瓷的市场反应均比较冷淡。原因有多种：

一是国家对高古瓷器交易的限制。考古发掘出土的不允许拍卖，文物盗掘流通的是违法犯罪，必须要历史传承、流传有绪的方可，必须要海外回流的方可。法律政策的规定是高古瓷器进入市场的通道异常狭窄，作为中国陶瓷收藏主体的国内收藏买家无法大量进入这个领域，高古瓷器的价位不高，就可以理解了。

二是高古瓷器窑口复杂，对收藏投资群体要求太高。以宋代说，五大名窑、耀州、磁州、龙泉、长沙等等，各窑口品种繁多，投资收藏者在挑选时很难把握其中的价位变化。

三是长期以来封闭的博物馆馆藏体制限制使得高古瓷器学术研究无法大众化，研究高古瓷器的专家队伍也无法与研究明清瓷器的专家在数量、质量上相比。这种研究与大众需求的对高古瓷器艺术、经济价值认识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区别。同时高古瓷器仿品泛滥，而它不像明清官窑器一般形制、釉色、纹饰发展源流有序，经常出现一些从未见过的孤品，这给鉴定带了难度。杨静荣先生举了一个例子，1979年有人送了一件耀州窑的朱红器送到故宫，讲明生博物馆的人没有见过，不敢收。故宫的专家只说了句，那你就先放在这儿。后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国家一级文物，而且是一甲，品相完好。

投资高古瓷器虽有种种困难，市场也一直在低迷徘徊，各拍卖公司对于高古瓷器的运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离真正的市场火热仍有不短的距离，但巨大的升值潜力仍是这支“冷门股”最大的亮点。冷门不冷，在瓷器成交历史排名前百位中就有五件宋瓷价位在500万元以上，这为高古瓷器的未来升值提供了样本，而大量的，只是万元左右，如太平洋拍卖公司2004年春拍中“瓷玉珍玩”专场推出了9件高古瓷器，两件流拍外，价格最高的是一件宋龙泉窑青釉双螭耳炉，以9.9万元成交，其余也是在几万元的价位附近。沉仓已久，高古瓷器必会走高。如吉州窑的虎斑、兔毫盏前些年仅十数百元，现在也升至数千元。

收藏投资高古瓷器的品种也相当重要，宋代五大名窑器从十几年前开始价位就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档次上，近年来虽有所走低，但只要是精品，传世有限，定级较高的，价位就不容易下降。在上百万元的高古瓷器排行前十名中，钧窑最多，占了六个，其次是官窑、定窑、哥窑，汝窑存世品仅65件，市场上不大可能见到。还有，为皇家烧造御瓷的窑口一般价格比较高，像耀州窑就为宋皇室烧过贡品，而宋景德镇的青白瓷价位不高也是因为青白瓷产量太大和当时它尚没有为皇家烧瓷。而更多的一些不知名的地方窑口，那价值就一般了。杨静荣先生介绍说，比如一些盘、碗，也许是隋代的或者更早，那是非常普通的。但造型独特的东西仍旧很有价值，故宫藏一件唐青釉印花龙柄壶，因为是孤品，所以定级为一级甲等文物。

仿古陶瓷篇

退休在家的老教师胡先生对瓷器一道颇有些研究，在逛古玩市场时，一位来自江西的陶瓷行商摊上几件瓷器一看就知是赝品，胡先生微微一笑，卖家连忙拉住他，说：“今天我算遇上高人了，您老如有兴趣，我还有几件家传的请您看看。”胡先生随其来到一间小旅舍，对方搬出几件包得严严实实的瓷器，其中一件康熙五彩盖坛被胡先生一眼看中，顿时一阵心跳，经过几回讨价还价，终以5300元成交。可后经专家鉴定，这件“珍品”原是赝品，胡先生再去找那位江西人，早就人去楼空了。

放眼现在的中国陶瓷市场，这种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仿古瓷器可谓历史悠久，直至现在，无论是充斥于地摊、古玩店，还是跳过专家法眼进入拍卖行，乃至博物馆，仿古瓷器早已是中国陶瓷市场体系中一根不可或缺的链条，“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联系是扯不断、分不开的。仿古陶瓷是忠是奸，该褒该贬，每次讨论都带了极大的争议。

仿古瓷“千岁”

中国向有复古、追古之风，后朝仿前朝的仿古瓷都在表现着极高超的制瓷水平。起自宋代，几大名窑窑口器就被其他地方窑口加以仿制，这是借鉴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宋代的仿古风之烈，在钧瓷上表现最突出，它是以上古青铜礼器器形为蓝本，生产出如出戟尊、菱花形盆托等器。元代则以仿宋钧窑和定窑最为普遍。

到了明清两代，仿古瓷发展到了顶峰，历朝皆有所仿，仿制技术不断革新，有的仿品几于乱真，有的仿品更是超越原有水平。明清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御用贡瓷。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明代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有明一代制瓷业的最高峰，这时仿烧的宋汝、哥、龙泉等器，其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王世贞的《觚不觚录》中说到：“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由此明中后期做器纷纷仿写前朝题款，其中以仿宣德、成化最为流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更是登峰造极，雍正、乾隆皇帝多次命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烧历代名瓷，所仿的宋五大名窑以及明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唐英的直接管理和指导下，仅雍正朝后期，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另有创新品种十几。乾隆时又有更多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绝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造为皇宫御用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此时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如清乾隆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

逮至清末民初，赏玩古瓷所好者日众，瓷器买卖交易兴隆，由此市场需求所引，造假仿古能手辈出。可以说，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邢窑与宋五大名窑，乃至明德化白瓷及明清各朝代各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等等，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在用意上，明确是为了冒充真品，以图暴利，所以在做工上，更是处心积虑，“神似”追求境界，“形似”追求细节，古瓷赝品在这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真正“形神兼似”。

景德镇的瓷器仿制产业链

景德镇自五代创烧，产瓷至今不绝，在仿古瓷方面，其地位也是执中国陶瓷市场之牛耳。改革开放后，景德镇的陶瓷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国营大中型陶瓷厂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渐渐被淘汰，而小型乡镇企业与私人作坊约有五千多家在求生存、求发展。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需求决定生产，当古瓷收藏投资之风大兴之时，这些手工作坊也开始了仿制古瓷的风潮，景德镇的现代仿古瓷就这样摆满了整个中国陶瓷市场的货架。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景德镇就在组织仿制古瓷，那还属于正大光明的产品开发与生产项目。如景德镇艺术瓷厂生产的260多件仿清代同治皇帝婚礼瓷，为黄地粉彩绘嶂琊海水五爪龙凤纹，料好工细，制作精良，这批仿同治官窑器成功后销路很好，供不应求。这可说是当时艺术瓷厂制作仿古瓷的成功之举。他们开门见山，没有做旧，卖者坦然，买者称心，虽然价格不菲，但订货之人仍源源不断。当时除艺术瓷厂外，景德镇其他几个瓷厂都生产出不少精良的仿古瓷精品，在国内外陶瓷界都有一定影响，这种生产与销售的能力和影响是其他瓷产地无法比拟的。

但国营厂衰弱，个体私营业兴起后，低仿品开始了大行其道。许多个体作坊主并没有多少古瓷鉴赏知识，他们凭着低价雇来的成型和彩绘的师傅制作，或者翻翻专家专著，或者干脆凭借个人想象，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时间之间，瓷器市场到处都有“宣德年制”、“成化年制”、“嘉靖年制”、“康熙年制”、“雍正年制”、“乾隆年制”甚至“至正某某年制”等款识的景德镇各种瓷器，每观之，稍有瓷器常识的人都会忍俊不禁。这类器物的作旧方法也很粗劣，有的用草酸、高锰酸钾、机油、沥青等调和对瓷器作表面轻度腐蚀，以除去新瓷的光泽，达到懵人或者“促销”的目的，或者干脆用泥土调胶糊于仿古瓷的器表器里，将它扮装成出土器物。今天景德镇生产的仿古瓷以这类低仿品占绝大多数，粗制滥造，所仿无据。可由于相对售价不高，大批瓷器行商们肩扛手提将它们贩卖到全国各地，摆摊设点，对初入门径者连哄带骗，见钱就脱手。与火车站毗邻的景德镇樊家井，是中、低档仿古瓷的集散地，这里有四百多个个体作坊，新瓷旧作在这里根本不是秘密，许多招牌都明写着“专业做旧”４个大字，全国多数古玩市场，包括北京潘家园在内，多是从这里出货的。所以，这类低仿瓷器虽然制作无度，不伦不类，但销路倒也一直未衰。

比制作这类低档仿瓷的人高级的是一些古瓷业主，他们有一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有一定古瓷欣赏与鉴别水平。他们所作的仿古瓷基本做到了沿袭所仿的时代特点，产品基本对路，还能逐步改进。比如仿一只清光绪粉彩人物瓶，他们会用高价请高级画师绘主要人物的头像，而衣纹和背景则雇一般价位的画工绘制，烧出来的产品使人乍一看像是高师绘制，如再做旧，在外面就充是清末货了。在细节上的不足使这类仿器经不住专家一看，可对一般只有有限陶瓷鉴别知识的收藏投资者而言杀伤力最大，大量的上当受骗事件也都是由这类仿品引起的。

文物商店也对仿古瓷有极大的需求。因存货的枯竭与征集文物的逐渐困难，他们很多都会拿出一些库存器送到景德镇专门仿制，限额生产（一般一件仿制10到20件），作坊也不能自行外销。这类仿古瓷尽量做到从胎、釉、彩料、纹饰、外型等处处到位，在销售时也说明是新仿，不搞作旧，这类仿瓷市场一直不错。

站在最顶端的就是高仿品了，烧造出一件高仿品是一项极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精细的组织，技艺高超的各种工人配合，更要有大量资金支持。陶瓷专家杨静荣先生讲：“要做一件元青花的高仿品，最少需要30万元。需要雇佣一个工人专管画，每月一万元，给他提供样品临摹，什么时候画得一模一样了，什么时候才算完。这样一个工人一年就需要12万元。还得雇一个拉坯工，要拉得与原物一样。两个工人光工资就24万，接下来还有更多工序，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很多香港台湾人都来充当这样的组织者。他们瓷金雄厚，高薪聘用专业人材，秘密专仿明、清官窑瓷器，从陶土、胎釉、成型到彩绘、窑火等都一一进行仔细研究，甚至用珠山出土的明清官窑各式破残瓷片实物作对比试验或者仔细观察馆藏明清官窑，再行生产，直至满意为止。烧成的产品亦进行严格的挑选，以几十选一的严格操作，否决者绝不流入市面。选中器物后再进行人工的、化学的、机械的作旧处理，这种作旧远非那些低档大路货可比，甚至故意做出冲磕、缺口。待所有手脚做完后，才密而售人，装作是某某先生多年藏品，进入拍卖行拍出天价。

高明的瓷器仿作高手，全景德镇只有十几位。从小就在祖传作坊学习陶艺的张师傅就是其中一个，几年前替一名香港人仿了一件“明宣德五爪龙纹菱口碗”，该作品后来在拍卖会上成功以真品售出，自此，坊间口耳相传，打出了他的“地下名气”，台湾买家也络绎于途。 像张师傅这样的高人如果没有当地人“仙人指路”，外人根本找不到门路。高仿师傅的绝活是祖传的，只接单件订单，不做量产，高明的仿作手法甚至可以接受买家以图片委托订做。做高仿的师傅也不可能一人包办，都是专攻一项的。瓷器工艺复杂，“过手七十二”，谁也做不了全才，所以一般写款的专门写款，塑形的专门塑形。这些本身就价值数十万的高仿品流入市场，给鉴定辨伪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也使得仿制与辨伪演变成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

除景德镇外，福建邵武、广东汕头也多产仿古瓷。而且各个地方仿制本地区窑口也非常普遍，如河南禹县神垕镇地区仿古钧瓷就十分猖獗，内蒙古一些地区仿的辽三彩水平也很高。不光内地，台湾人仿红釉，仿永乐、宣德器，印度尼西亚还有人仿青花。中国古陶瓷市场中的仿古瓷泛滥已成今日之局，鉴定辨伪就成了投资中国陶瓷的第一要务。

仿制与鉴定：道高还是魔高

瓷器作伪之法大体可以归为四种：

一是整器作伪。后人根据前代器物，照原物或者文献图片仿制。为使所仿之器更酷似真品，往往来用烟熏(用香火烟熏做旧，但闻之有味)；茶水煮(以土茶水煮器，使器面上有红褐的茶锈痕)；假出土(将所做之伪器故意长期埋入地下，以期整新如旧。尤其是低温铅釉的五彩、粉彩、三彩等器，更易于氧化或腐蚀而显旧气)等等。上世纪九十年代，造假者还发明用含有蜡僵石的杂土，粉碎成细面后裹瓷重烧，烧出来后新瓷火气全无，河北省邯郸一带用此方法烧制出的白釉剔黑花梅瓶，一度使众多藏家上当。

二是部分作伪。后补或后配器物的部分，如足、流、手、底、口等。后补的有补缺，即在器物破碎后缺少的部分，用石膏、铜、锡、铁、木、金漆、水泥、油漆等补上；补釉，即在器口磕缺部分或磨口处敷以釉汁，再入火烧之，但往往可看出后施釉面边际的接痕。后配的有安柄、镶流等。这一部分的器物在只要仔细观察基本是能找出其破绽的。因为，原来的器形或釉色与修补后的多少是有差别的，没有不留下痕迹的。即使是再好的高手，补的颜色一开始与原器一样，过一段时间仍会显出原形。

三是后加款识。即在原无款的器物上加款，一种方法是在原无款的旧器或新仿器上加刻、加书稀有年号款，有人就在宋影青瓷或定窑器上加刻“元祐”或加书“绍熙”、“嘉定”等年款。还有一种是将无款的或者是有款但已损坏或者是款识普通的器底旋切下来，换嵌上带真款的同类或别类器器底。这种方法民国时较流行，且技术也很高明。

四是后加彩。具体表现手法有在旧器脱釉后加刻暗花，施釉后再上彩。这样康熙时脱釉的旧器，就被施描成了墨地三彩；还可以将旧器改造成新品种。一般将唐、宋、元、明、清各代的素白胎或青花器后挂各种彩色，以充旧彩器，如将成化青花盘挂红釉，成为红釉青花器等等；最多的是在清代各朝的素器上加彩，使其改头换面，成为粉彩、斗彩、珐瑯彩、金彩等更为名贵的品种。

瓷器作伪仿制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鉴定、辨伪的难度越来越大。而鉴定的最根本原则就是从瓷器本身入手，主要观察胎质、造型、釉色这三点。先说胎质，“瓷质之贵，在于瓷泥”，瓷土的成份不同，其炼泥之法也不同，烧制成器所表现出的胎骨各具特色。龙泉窑器与哥窑器均为原处州(今龙泉县境内)的窑口，使用的基本是同一地区的胎土，两窑胎质均白，微带灰色。但龙泉窑淘炼最纯，哥窑则别有紫泥、黑泥两种。由此，就可分别出龙泉窑器与哥窑器。仿制、伪作之器的胎土区别就更大了，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很难找到与当时相同的瓷土。再看造型，历代仿制作伪之器，要么是照真品原物仿，虽然形制正了，但尽寸规格不可能完全一致。要么，仿制作伪之器是根据文献或历代相传而作，相差的就更远了。而釉色上，历代瓷器的釉药多为瓷工经验所得而没有文字的记录，除清唐英首先研究记录制瓷的方法和釉药的配方，之前几乎无人做此工作，仿古瓷由于釉药的配方，各种釉料的比例不同，加之烧造技术，包括窑温、气氛的掌握的不一致，烧制出来的釉色就很难与原器相同。另外，瓷器的纹饰、款识、青花料、彩料等要仿制得如同真品一样，也是难度很大，这都为鉴定、辨伪提供了依据。

除了传统鉴定手段外，科技鉴定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鉴定是用无损测试方法测定瓷器的化学成分，看是否有现代化工燃料在里面。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现在做高仿的人花钱做出样品来让仪器测定，测出后就知道配方是什么，哪种元素多哪种少，回去调整，结果调整出来后再去化验，仪器就显示全是真的了。这说明科技鉴定的结论也只是参考，不能作为依据。而用更先进的光谱技术，测定釉的老化系数，可以将器物的时间卡在一百年左右，再结合专家的传统鉴定，那高仿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仿古瓷器的“原罪”

古今历代仿制古瓷无外乎两种目的：一是发思古怀旧之情，意再仿，仿之上又有创新，追求的是与古人在艺术与韵味上的无限接近。二是以假乱真，以此谋求经济利润。

仿古瓷似乎天生就邪恶无比，综观陶瓷市场，成件成堆的仿制品掠夺走了无数收藏投资者的财富，也掠夺走了他们对陶瓷珍玩的喜爱之心。有多少有心于陶瓷收藏的爱好者、投资人在砸进去数十万元身价后黯然退出，又有多少后继者听多了买假上当的故事后止步不前。瓷器的大量仿制造假，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陶瓷在世界市场上的声誉和价值，也严重挫伤制约了中国陶瓷收藏投资人群的健康发展，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陶瓷市场的健康成长。

但还要看到，有人仿造康熙素黄地绿龙盘，要价万元，比真品价格低了一半以上，又比当代一般仿品昂贵许多，显然是准备卖给那些知道是假也要收藏的人。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因为古董艺术品数量有限又不可再造，普通人群根本很难接触到真正的古瓷精品，而仿古满足了人们尚古慕古的需要，又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好处也是多多。仿古瓷市场如此红火，固然是因为有大量人群上当受骗，但也不乏这种明知是假而买之的人。

仿古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价值在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解到原物实体。不然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能拥有珍品古瓷，“养在深闺人不识”，古瓷的价值也无法体现。而仿品却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将真品的价值展现了出来。当然，仿品一定要控制数量和质量，要做到统一管理，不能想仿多少就仿多少，粗制滥造一起上。所出售仿品，一定要注明是新仿制，不是真品，不然那就是赝品。仿制是许可的，但成为了赝品，就是欺骗消费者，就是假冒伪劣了。

综观中国陶瓷史，仿古瓷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除了上面讲到的图私牟利行为之外，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曾不惜工本刻意仿制明代、甚至宋代名窑瓷器，而且要求极高极精，显然目的不是为了"像"，用来欺骗世人，而是在工艺和艺术上的完美追求，所以仿品在当时已经有很高的价值了。就是现在，明晰的仿古瓷依然具有很大的市场。故宫陶瓷专家杨静荣先生严格按照乾隆注御窑厂的生产程序复制出一批官窑颜色釉仿古瓷，用时两年，共烧成九套，2000年太平洋春季拍卖会上还曾拍卖了其中50件，。

所以说，仿古瓷无论旧仿还是新仿，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工艺价值，就可以成为收藏品。仿古瓷并非“原罪”，只是世人逐利，将“仿品”异化成为了“赝品”。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像打击盗版一样，禁止无秩序、无限制的私自仿制古代瓷器，防止将仿古瓷庸俗化，防止将仿古瓷以真品形式出售。要做到高档高价值，仿古瓷器要按量仿制，以公开渠道发售或者拍卖，仿古瓷要开具说明书，明细其为仿制。这样才能保证仿古瓷市场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保证赝品假货不会充斥陶瓷市场。

现代瓷艺篇

在现代社会的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我国艺术陶瓷经历了古代辉煌而今世界市场上却缺乏话语权的心理落差之后，又匆匆上路了。在历史的传承与现代的鼎新中，他们拾起了自信，重又找到了位置。中国的陶瓷走向了更多中国人的心灵。现代艺术陶瓷充分论证了即便是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但是生命依然可以是鲜活跳跃的。但其实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经济价值上来考察，中国现代陶瓷一直没有摆脱肯定与否定的两端价值选择，所有的评价都只是在这两端组成的线上划点，看倾向于哪一方而已。中国现代陶瓷在尴尬中迎来了自己的价值认同，也在这种价值认同中甩不掉因自身种种问题而带来的尴尬境地。

尴尬的中国现代陶瓷

中国古代陶瓷从质料到工艺再到审美情趣，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更是不可估量，以致千年来外国人甘愿掏出怀里的白银来换取精美的中国瓷器。可现在中国陶瓷所面对的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世界艺术陶瓷胜景。无论在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意志表现等方面，以及在材料的是否唯可观化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的成就，都远远地超出了统治陶瓷艺术世界千年的“中国经验”。这使得中西方现代陶瓷无法同日言说。一家普通的美国陶艺材料商就可以提供上百种适合各样温度、色质、成份的泥料，一般可供选购的釉料也近300种。在我国这些方便是没有的。没有准确和够规格的泥料及釉料，要去控制最后作品的质量，难度自然很大。在国外，烧窑过程已完全自动化，窑的种类也极多，对不同作品可以使用不同烧法。而在中国，大家还是凭经验摸索，材料及设计市场始终无法建立完善起来。中国现代陶瓷为一直以来中国制瓷业的闭门造车、固步自封买了单。中国陶瓷头上耀眼的光环也被摘下来了。可以说，历史与现实间的巨大缺憾是中国现代陶瓷所遭遇的第一个尴尬。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现代艺术陶瓷的兴盛，中国现代陶瓷似乎已经站直了腰杆，可以和西方现代艺术陶瓷公平对话，但中国现代陶瓷的价值本原却有些模糊不清了。古代陶瓷辉煌的成就在这时已经变成了一种压力，使得中国艺术瓷人从本能上对中国陶瓷传统加以排斥，一种简单的反叛。这就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沉醉在西方价值体系编织的美梦中，对个体意志的盲目崇拜和心理感觉的随意放任，作品缺少了社会文化与大众心理的切入，个人主义主宰了一切。可惜的是，这种随意往往停留在表面形式的不重复上，而通过形式向观者传递思想与声音的能力却先天不足。这就造成，制瓷人哇啦哇啦、滔滔不绝，听者表情木讷、无从感受，还被制瓷人斥以欣赏能力不足。试问，这样的艺术瓷能有什么市场？二是重又回到中国古瓷的窠臼中无法脱身。对技术盲目的追求造就了中国古代瓷业的千年灿烂，却无法造就今日中国陶瓷新的春天。陶瓷虽是“土与火”的艺术，但“土与火”只是材料，材料只是组成艺术的元素之一，而不是艺术的全部。国内众多瓷艺人执著于陶瓷材料的研究与创新，不是说这种研究创新不需要，但这只是载体和工具，对陶瓷材料的创新永不会停止，只是给人以更强的视觉感而已。工艺与艺术，不可能简单的画等号。艺术陶瓷应该像优秀的绘画作品或者雕塑作品一样，能给人以艺术理想的表述，但很多瓷艺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艺术陶瓷还有这个功能。许多中国现代艺术瓷是精美的，但又是空洞的。工艺层面日精，艺术层面顿足，这是中国现代陶瓷遭遇的第二个尴尬。

抬眼看看现代陶瓷在中国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会突然发现现代陶瓷竟然游离于体制和生活之外。虽然众多的艺术瓷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作礼品送给外国元首，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也要专门烧造一些艺术瓷以示纪念，但关于中国艺术陶瓷的发展与建设，政府方面却没有足够相应的策略，只是需要时拿来给外国友人看看作为陶瓷故乡的中国现代艺术陶瓷的水平，礼物而已，虽为中国艺术瓷的品牌形象树立作出了宣传，却没有从制度上为现代艺术陶瓷发展保驾护航，轻工业协会在评选“瓷都”时也只是以经济指标为指导，而并未将艺术瓷考虑在内。现代瓷艺家们喊出“振兴现代陶瓷、再创china辉煌”的口号，就成了一厢情愿。更麻烦的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现代中国艺术瓷业也逐渐游离于生活之外。以休闲的形式而行普及陶瓷文化之实的各色陶吧，在曾火热一把后，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人们对现代艺术瓷的需求并未水涨船高，有余钱的人可以致力于古代陶瓷乃至仿古瓷的收藏，真正收藏投资现代艺术瓷的人群也远没有形成，而日本、欧美的艺术瓷更是汹涌而来。全民对中国现代艺术陶瓷的价值观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与民众的普遍忽视成了中国现代艺术陶瓷遭遇的第三个尴尬。

市场推介、经营乃至炒作的乏力是中国现代艺术陶瓷遭遇的第四个尴尬。普通大众对现代艺术瓷的忽视很大是因为现代艺术瓷的自我推销并不成功。景德镇多次艺术瓷的展销活动兵败各地，表现出来的是运作中国现代艺术瓷时市场定位的不合理。工艺大师的作品被标以十万、数十万元，基于对现代艺术陶瓷经济价值的不信任，买者日廖。买者对中国现代艺术瓷的不了解、不信任直接反映为艺术瓷价格的不稳定，景德镇的现代工艺瓷整体上就处在价位下跌的局面里。可以想见，宣传推广对中国现代艺术陶瓷发展的重要性。只是不容否认的是那些中国现代瓷艺家们的努力，他们对中国现代艺术陶瓷市场也作出了最有利的贡献。

陶瓷工艺大师：你在哪里

关注中国艺术陶瓷的水平，要在现代艺术陶瓷市场上获利不赔，就要关注那些艺术水平和成就高的大师、名人作品。这些人也大多集中在景德镇。

首先是我国解放以来先后被授予技艺高超的老艺术家、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教授称号的陶瓷艺术家，例如秦锡麟、王大凡、刘雨岑、张景寿、王云泉、王恩怀、王锡良、张松茂、周国桢、王隆夫、刘远长、熊钢如、李菊生、刘平、徐亚凤、顾景舟、蒋蓉、汪寅仙、吕尧臣、徐秀棠、徐汉棠等。据了解，这些著名工艺家，目前在国内外已经拥有很高的名望，其艺术创造，都分别具有一定的特色，作品在国内外的市场价格，正从以往的数千元，快速上升至数万元，数十万元也是经常之事。秦锡麟先生是这类的代表，作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院长，景德镇的“形象大使”，他从事艺术陶瓷研究与创作已达40年以上，它的单件艺术作品创下了国内制瓷者的最高纪录，他的60多件作品还被大英博物馆等收藏，市场前景一向被看好。景德镇的朱乐耕先生在国内还鲜为人知，但他的陶瓷艺术早就蜚声海外，他为韩国麦粒艺术馆和音乐厅所做的大型环境陶艺——“时间与空间的畅想”、“生命之光”等作品轰动一时，他的陶艺以斑驳的釉药展现出中国水墨画般的意境，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他的作品价值也是极高的。

其次是一批高级工艺美术师、副教授，以及有特色、有潜力的工艺师，一些虽没有职称没有名气但对艺术陶瓷别有擅长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也十分受欢迎，其价格稳步攀升至数千元乃至数万元，很多作品艺术价值极高，但因市场知名度的缺乏，未被足够重视。景德镇一位叫王秀乾的瓷艺家就是这种例子，他将陶瓷艺术和其他类型艺术结合得非常完美，并在瓷板上烧造出了油画才有的效果。广大收藏投资者同样应给予关注。

还须一提的是，在现代陶瓷艺术行业，还活跃着一批“特别”的人群：这些人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的师生为主，其中不少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接触到了世界上的具有震撼力的艺术陶瓷品，他们在周国桢、陈淞贤等陶瓷工艺家的影响下，对当今现代陶瓷新理念、新发展了如指掌，为了实现交流、创新的理想，他们各自组合，自筹资金开展了一些新的理念、流派的探索性创作，被称为“中国现代陶瓷新的开拓者”，虽遭评价各异、褒贬不一，但他们的尝试之举，确实很引人注目。国外不少现代陶瓷工艺家、收藏家、拍卖行和经营者，都对这批探索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好评，其中部分作品也曾拍卖出了较高的价钱。据此，有眼光的现代陶瓷投资收藏者，适时收购这批人的作品，应是明智之举，多年以后，能给投资者以丰厚的回报。

现代陶瓷应该承受之重

尴尬遭遇不少，但中国现代陶瓷依旧成果斐然，这几许尴尬，为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增添了些苍凉的美感。

在中国现代陶瓷发展的轨迹上，西方艺术陶瓷的影子无处不在，如果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陷阱里，消解掉自身的特色，这就是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艺术“侵略性”。在西方文化后殖民时代来临的现实中，中国现代陶瓷的发展，在本土艺术失去话语权力的今天，在自身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相统一的要求下，变成了一名卫道者。中国现代陶瓷的艺术创新与经济利益不再是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被抬升到争夺文化话语权力的高度。

现代陶瓷应该承受起这个重担。瓷器是中国人首创，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现代艺术陶瓷的健康与否被直接连线上了中国工艺美术，乃至中国文化身上。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在世界范围中的对话竞争的力量是相对弱小的，然而，对国际重要展览的介入，将中国现代瓷艺带向世界这都是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在必需的选择。

承受巨大的重压就要求自己要有强大的肌体。中国现代瓷艺必须改变自己陶瓷艺术教育不普及、地区瓷艺差别巨大、瓷艺家专业知识有限、艺术陶瓷研究工作缓慢、闭门造车吃老本等等弊端。建设完善的中国现代瓷艺价值观、拥有国际艺术陶瓷市场上广泛的话语权力、自身成熟健康的“体质”，“三位一体”，希望将与中国现代艺术陶瓷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