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匾额"显"大品格":一个私人博物馆的文化担当

“末代状元”其人其字——“小匾额”展示出“大品格”

有学者认为,科举匾额不但可以展示中国科举的基本制度,见证中国的千年科举文化,而且这些匾额串联起来,还可以构成一部国史、家史和地方史,甚至有时可以构成一部个人心灵史。

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收藏有两款“末代状元”刘春霖所题匾额:《对酒当歌》、《酒仙中》。笔者去博物馆采访的前一天,刘春霖老家(河北肃宁)人士上门求买此匾,欲以此彰显当地文化底蕴。出价虽高,可姚远利怎能舍得,他深知“末代状元”所题匾额的价值,远非金钱能及。

时间倒流到1904年的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跨马游街,好不热闹。然而,这却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绝响。在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裹挟之中,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人生历程由此开始了起起伏伏:高中金榜之后,刘春霖入进士馆,之后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大总统府内史、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等职。1924年,刘春霖辞去公职,在家以诗书自娱。

对姚远利来说,除了“末代”这个“创意点”之外,真正吸引姚远利的则是这位状元的气节和品格。有此,刘匾方为上品。

这就要说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事情。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名望,动员他进入伪政权,结果遭他严词拒绝。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有所担当。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也成就了他的担当。1942年,“末代状元”逝世于北平。

“刘春霖的书法属馆阁体,十分出名,其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说。”姚远利说,从刘的科举匾额书法中,不但可以看到挺拔而俊秀的艺术之美,更能悟出浩然之气来。

科举匾额中所蕴涵的浩然之气,也正是中国人崇尚的“至大至刚”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匾额以艺术的形式在启迪我们,要在人格上向先贤学习,加强自我修养,合于天地之乐,从而立于天地之间。

科举匾额是个“小切口”。可是,伴随着匾额的出身被考证揭示,一些学者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这些“小匾额”,体会到中华传统厚重的文化品格。

从个人文化行为到大众文化事业——探索私人博物馆的发展新路

自从喜欢上科举匾额收藏后,姚远利欲罢不能。那其中的底蕴,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正如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所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匾额确实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具体体现在如建筑、园林、科举、官制以及书法、雕刻等方面。它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可谓集字、印、雕、色之大成。

几年下来,姚远利收匾数百,精品不在少数。今年,他投资购地办馆,取名“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这也是今年初北京市新建成的七座博物馆之一。

要把个人的文化行为升华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文化事业,这需要勇气。因为,作为一家民办博物馆,它所有的投入和开支费用均要由个人承担。姚远利说,他每年需要约60万元资金才能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不算在藏品上面的投入,光建设博物馆就花了约800万元。如果两年后博物馆还是赔钱,就只能关门。”姚远利说,自己正背负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而实际上,早有专家直言:北京市的博物馆没有一家盈利,即使是观众人数较多的故宫博物院,如果把藏品维护和文物修缮所需资金计算在内,最终也要由国家来投入大笔资金，更不用说缺少政府财政拨款的民办博物馆。

专家指出,资金来源单一和支持政策的缺乏,使私人博物馆前行缓滞。放眼国外,私人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何其广泛,除了私人资金,还有基金会、慈善捐款和公司赞助。而在我国,私人博物馆几乎均是靠一己之力在支撑。

姚远利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私人博物馆探出新路。尽管在艰难的前路上尚未见到曙光,但他仍然充满信心。

对未来,他有很多设想。“除号舍、金榜之外,我还想仿建北京贡院,用数百尊雕像再现当年明清科举考试的真实场景。”他也有遗憾。那就是,国内还没有“古代匾额”这门学问。

自1992年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首次提出“科举学”至今,已过十五载。而作为科举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匾额”还没有被作为一门学问列入研究视野。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早就指出,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科举文化,有利于加深对传统考试文化的认识,客观评价科举制度。

姚远利说,科举匾额是我国古代众多匾额中的一类,于是,在办馆的同时,他提出了“匾额学”这一概念,借此开展古代匾额的学术研究,开发古代匾额的文化价值。

这几天,姚远利正在准备到北大、人大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让青年学生通过展览了解科举文化,同时把他的博物馆推而广之,广而告之。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走进博物馆,走近传统文化。（记者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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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藏而言,自古存在“搜宝纳库”与“藏宝于民”两种方式。公立博物馆的藏品大部分是出自考古、捐献等国宝级别文物,而民间博物馆则更多地展示散落于民间的文物、民俗艺术品等。“仅仅依靠有限的公立博物馆,想将民间文物一网打尽,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专家表示,只有让公立博物馆与民营博物馆互补并存,才是良性的发展之路。

目前,我国博物馆还是属于公益事业单位,大多数博物馆还是靠财政拨款维持。据了解,国外对私人博物馆的支持办法是,采取免税或惠税的政策,对捐赠或投资全部归入纳税款。

1996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始审批注册私人博物馆。根据北京市文物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北京批准注册的私人博物馆已经有约2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