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邑，就没有《收租院》——专访大型泥塑群像主创者 赵树同

在路上随便找个40岁以上的人一问：“您看过《收租院》吗？”他可能都会告诉你，他不仅看过，还看得哭过。不错，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道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史3上最著名的两个雕塑作品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1965年创作完成后，确实是举国轰动，家喻户晓。然后，作为《收租院》当年的创作组长、指导教师和总设计者的赵树同先生，如今对这件作品却不愿多谈。一来他觉得，是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收租院》特殊的意义；二来，他的个人命运也因为《收租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再则，经历了40多年的风雨烟云，《收租院》竟蒙上了莫衷一是的尘埃。话虽如此，那扇尘封的记忆之门一旦打开，赵树同还是忍不住倾诉开来。

《读城》：赵老师，在您带领四川美院的学生前往大邑参与创作《收租院》之前，地主庄园是个怎样的情形？

赵树同：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成立于1958年，是展现大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活的教本”。1964年秋天，陈列馆提出以塑像形式再现当年农民交租的情景，庄园的美工和一批民间艺人就用蜡像做了地主《百罪图》 ，将刘文彩这个土财主剥削农民的罪行总结了百例，用蜡像穿真衣服的表现形式进行塑造。但是蜡像有个什么问题呢，天一热蜡就软了，比如狗腿子的手枪本来恶狠狠地指着农民，结果一热就聋拉下来了。后来他们就想出了用泥塑的这个办法。可以说，用期泥菩萨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的人物，这是大邑地主庄园的一个创举。所以，没有大邑《地土庄园》就没有《收租院》。

《读城》：那后来四川美院的师生又是如何参与进来的呢？

赵树同：如果说没有大邑就没有《收租院》，那么没有川美，就没有现在的《收租院》，川美使《收租院》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65年的四五月份，眼看离原定的闲庆节展山时间越来越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力有不逮，只好向川美求援。其实当时美院对派人到一个县陈列馆去捏泥巴兴致不高，认为这没有什么艺术性。我就跟领导说，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应该去。其实我当时刚患过肝炎，还在养病，但一经领导同意，我就跟助教王官乙带着5名还没有确定毕业创作主题的学生，直奔大邑去了。事实证明，那4个月与民间艺人的共同创作，让我们师生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读城》：科班出身的美院师生与民间艺人合作起来没有困难吗？

赵树同：正是因为双方各有所长、相互融合，《收租院》才有了它独特的艺术价值。民间艺人做的东西菩萨味太重，他们不懂解剖，所以需要美院的写实功底来做泥塑的造型；但是那些衣服的褶皱、安玻璃眼珠等，又都是学西方雕塑的美院学生不曾接触过的、纯中国民间的风格。从我们到达大邑第一天起，我就让一个学生做详细的工作笔记，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在地主庄园里，从那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创作始终是以民主化的讨论为主的，真正是能者为师、群策群力。为了借鉴民间传统艺术，我们还跑到成都、新都等地的城隆庙参观泥菩萨，大家在活捉王魁、下地狱、抓鬼的泥塑面前看得聚精会神。不管是美院的还是当地的艺人，当时都是怀着一腔热血在创作这组作品，我们吃在一道，睡也睡的是八人一间的通铺，真正是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我想，是一种理想和创作的乐趣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段日子十分宝贵。

《读城》：创作过程中还有那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细节？

赵树同：我们的设想出来后，没有小样模型，要采取传统画设计图的办法，时间根本不够。于是，我们找来附近的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带上箩筐、背篼等，现场表演交租情景，当我们的模特。温江地委的宣传部领导马力听说情况后，还派彭县川剧团演员到现场表演，拍成照片，剪接形成长卷设计图。具体塑像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灵感都来源于当地的农民。因为我们是开门创作，每天都会有农民前来观看，有一次我就照着一个农民的发型，安在了狗腿子头上，他自己看见了也不生气。还有一个瞎眼老头和一个哭泣的小女孩的形象，其实都是我在街上遇见的，拿过来就用上了。

赵树同，著名雕塑家，收藏家。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1954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留校任教。1956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班，1958年毕业回四川美院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他的人生，自从1965年与泥塑《收租院》联系在一起之后，经理了不同寻常的跌宕起伏。如今，近79岁高龄的他精神饱满，每周都奔波于成都和珠海之间授课、搞雕塑，并醉心于他者几十年来所收藏的大量民间艺术珍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