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体到自我的变态

曾红梅的雕塑属于学院派，但她试图通过这种学院派的语言去表现当代社会的深刻改变，以及随之带来的自我变化。

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和后意识形态转型，这一时期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倾向，是使用写实艺术去纪录一种上千年从未有过的新的国家和自我经验，比如城市景观、流行文化、70后一代抽离中心的自我价值观和逃避痛苦主义。这也是曾红梅雕塑的一个基本背景。

她表达了这一背景下的一种市民社会的自我状况和精神特征。她的雕塑主要有市井、寓言和象征三类形象，第一类形象既包括去新东方学英语的女孩、网络红人芙蓉姐姐这类消费社会的时尚和草根明星，也包括类型化的市井底层民众，比如看车人、老年纠察、带宠物的女人等；第二类是一种寓言的形象，主要以小人与巨大石头和碗的关系作为一种自我处境的描绘，像“难”、“道德经”、“庄子”、“世界”、“顶点”等；第三类的象征形象以变态的螺丝钉、脸皮肖像、双腿、没有耳朵的人为原型进行一种自我本质的表达。

形象的变形、变态和反讽是曾红梅主要的语言方式，这使她的学院派道路不同于当代雕塑的主要语言走向，当代雕塑自九十年代末以来主要倾向一种绘画性的语言，强调在雕塑表层的绘画性和色彩。而曾红梅主要侧重于形象的形体变形，使其向反讽、寓言性和象征的语言转变。在形象的变体上吸收了漫画的造型体态、人与器物的比例倒置以及形体的拟人化等手法，这使得她的雕塑的语言形式在形体上能够直接与它自身的语言意义对应，成为一种本体的语言。

这种反讽、寓言和象征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后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双重性的文化背景下，个人的自我开始进入一种自娱性、荒诞感和自我挣扎，她的主观化态度通过形体的自我变态从市井表象、存在处境一直到深层的自我本质进行了自我审视，但又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自我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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