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莹纯全”的康熙青花瓷器(上)

清代康熙朝历时61年（1662-1722年），这时期经济兴旺,工商业发达，国家强盛，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对制瓷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工匠们恢复了较多的自由以后，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生产技术得到不断提高。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即将一定数量的宫廷御制品放入民窑最好的窑位中搭烧，促进了民窑烧造技艺的发展。民窑青花数量庞大，在康熙朝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民营窑场数量激增，生产十分活跃，产品质量渐趋精进。在瓷器的表现形式上减少约束，使制瓷工匠们不断进行探索创造，瓷器功能结构更为合理，融实用与观赏性于一体；风格朴素动人，自然浑成，与官窑图案规格化相比整体感强，有很大区别。比官窑显得自由活泼，装饰艺术上独特清新，洒脱随意，大胆的夸张，概括的变形，纯真的想象，活泼的布局，雅俗共赏，超过了官窑。作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外市场的生活需要，数量上要多于官窑，但质量上要略逊于官窑。

康熙官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它拥有雄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景德镇御窑厂云集了全国制瓷高手，他们刻意求精，以工精质美取胜，无论复杂简单器物都做得十分考究。官府不仅垄断占有优质的原料，在规模和工艺技术上决不是一般民窑可比，许多御器生产由内廷“发瓷样”烧制，产品不仅满足宫廷帝王的各种需求，同时也包括对文武大臣的赏赐和对外贸易的往来。客观上也促使制瓷技术达到了所烧之器皆具“精莹纯全”的境地。

康熙帝爱好科学艺术，并高度重视瓷务管理，他亲自选派督陶官，对瓷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据《浮梁县志》和《景德镇陶录》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清廷指派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到景德镇驻厂督造，二十二年二月又差工部虞卫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驻厂代理督造，这四位督陶官在陶政管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康熙年间《饶州府志》曾记载：“道府厅县各以病造，四公轸念民艰，与有司协恭设处，估值供应，不一累民，民困获苏。公不废事，工商两利，居民渐复其所矣！总之民以陶利，亦以陶病。四公驻节既久，深悉原委，手自芟撷陶政一篇。凡工匠物料题明动支正项钱粮，按项给发，至于运费等项，毫不遗累地方。业今大造，病革弊端，经画多方，官民称便”。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四月至五十一年十月，又任命江西巡抚郎廷极(字紫垣，号北轩)兼理景德镇窑事，烧造了著名的郎窑青花。从此清代官窑开创了以督陶官姓氏称窑的先例，意义重大，如著名的“臧窑”、“郎窑”等。这些督陶官由地方官巡抚监管窑务，对陶瓷有一定爱好和研究，他们有的驻镇，有的“遥控”，亲自督造宫廷御用器物，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管理的细则来保证官窑瓷器的质量。可以看到，当年景德镇是官民窑并举，相互促进，竞相发展，欣欣向荣，呈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清人陈浏在《陶雅》中曾赞誉说“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康熙朝虽然五彩瓷器以及各种颜色釉也很著名，但瓷业生产仍以青花为主流，烧造数量庞大，流传范围广，显示出青花瓷器蓬勃发展的盛况。

风格独树一帜的康熙青花瓷器，即有继承，也有创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康熙青花瓷器素以其胎釉精细、青花鲜丽明爽、造型古朴多样、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著称，器物纹饰优美，以纯朴、大方蜚声中外，是清代其他朝所无法比拟的，其生产水平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青花瓷器的高峰；也是继明代永、宣青花之后，我国青花瓷器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有人认为，康熙青花与明永、宣青花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据成书于清代的《陶雅》记载：“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饮流斋说瓷》谓：“硬彩，青花均以康窑为极轨”。清《在园杂志》中也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文献与传世品均表明，清代的青花瓷以康熙朝的产品最能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

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康熙青花来看，数量多，品种全，纹饰丰富。除官窑青花外，民窑青花所占的比重很大，其中不乏大量精美之作，康熙青花有它特有的气质，从呈色、造型、纹饰、款识等方面与清代各朝相比有其特殊的成就。

康熙青花由于烧造时间长，前后变化跨度大，按照学术界传统的划分方法并参考干支纪年器，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1662-1680年），中期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四十年（1680-1701年），晚期是康熙四十年至康熙朝终（1701-1722年）。早期青花有些接近清初顺治青花的风格，以民窑产品为主，工艺略显粗糙；最具魅力的是康熙中、晚期青花瓷器。以康熙十九年为界，御窑厂烧造数量加大，工艺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形成了风格。 < 责任编辑：magg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