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羌寨：羌族文化遗产受到极大破坏

“5·12”地震，羌族文化遗产受到极大破坏，羌族建筑究竟有何特殊文化意义，灾后重建该如何下手？本报专访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

“噫唏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笔下的巴山蜀水。而早在几千年前，羌族人就在这崇山峻岭间建筑起了自己的“根据地”——非常具有特色的碉楼及用石头、木头和夯土搭建起来的村寨。

2006年12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重新设定的35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这次最新确定名单中，位于横断山域的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和阿坝州理县、茂县境内的“藏羌碉楼与村寨”榜上有名。

“5·12”地震后，人们是这样来追忆基本完全坍塌的羌寨旅游胜景之一的萝卜寨的：这是一座没有碉楼的羌寨，只有依山而建、错落成群的黄泥建筑，户户相通的巷道如迷宫一般。她静静地立在海拔1970米处，离云朵很近。萝卜寨是她的名字，但更多的游人唤她作“云朵上的街市”。如今，她被地震从汶川县雁门乡的土地上抹去了，只剩下立在风中空荡荡的门框和倒在地上摔成碎块的黄泥墙。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羌族碉楼与村寨的文化意义、在地震中的毁损程度以及未来重建的方向，本报采访了曾参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确立、亲自到岷江羌族聚居地调研，又于5月28日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论证会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

建筑：见证了古老的生活方式

谈到羌族碉楼和村寨为何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队”里的一员，陈同滨马上有条不紊地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羌族碉楼与村寨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岷江地区的羌族祖先就留下了碉楼与村寨的记载。（记者查阅资料，也看到了《后汉书·西南夷传》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虽然全国很多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也有碉楼，但其有史记载的时间都要比羌族碉楼晚。目前推测应该是由羌族传播开去的。

其次是非常有特色。处于青藏高原边缘的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地，这里的地势坡度非常陡，高山深谷纵横交错，土地资源很紧缺，生存条件比平原地区要艰苦得多，而羌族人就地取材，用页岩片石等垒起了碉楼村寨，历经千年而巍然耸立。很好地阐释了人地关系。

第三是拥有非常独特美好的景观，见证了一种古老的、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几个民族之一，到现在其他古老民族要么融合了，要么消失了。只有羌族一直衍生下来，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活化石。”陈同滨如是说。

桃坪：防御式村寨的典型

但对于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羌族文化遗迹在地震中受到重创，陈同滨严谨地表示，目前没有进行实地勘察，很难说。只听说萝卜寨整个毁损了，桃坪村塌了相当一部分。在她看来，萝卜寨是个旅游重地；而桃坪在汉代也已经有记载了，属于非常典型的防御性村寨，她自己去过，所以印象特别深。

“整个村子的房屋连成一片，没有一间是单独的。防御系统有三层：地下有水网；地面有路网，这些街巷特别曲折，也很不平坦；整个村子的屋顶是相通的，又形成了第三道防御网。”

而羌族的碉楼目的也在于防御。至于这些村寨究竟主要用哪种材质建造——石头、木头还是夯土，一方面看就地能取到什么材，一方面要看村寨的功能，如果在交通要道和关隘上，那就特别强调其防御性了。

重建：期待以保护资源方式进行

尽管地震给羌族村寨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害，但陈同滨对于重建还是表达了相当理性的乐观。“只要这些村寨按照传统的材料、工艺修复重建，其传承意义就还在。因为这些建筑最主要承担的是羌族祖先的精神和生活方式的传承；只要羌族同胞们还住在这里，他们就不会也不愿意失去这种传承，因为在这样贫瘠的地方，文化旅游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

陈同滨同时强调，这种重建要以支持他们自救的形式展开，而不是简单的输血式救助。这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对于羌族百姓来说，不止是用于居住，更是灾后重建生活家园、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资源。外来工程师的图纸、现代化的施工队都没有用的，他们修建时，全凭高超的传统技艺与经验，不绘图、吊线、柱架支撑。“只要本村的人还在，他们的手艺就不会失传，重建的希望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