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敦煌石窟艺术临摹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始，于右任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1][Ｐ34]的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央文化部也先后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指示：“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1][Ｐ139]。“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发扬工作也是研究工作。要了解壁画遗产必须寓研究于临摹之中，通过临摹来熟悉古代艺术传统，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进一步发扬优秀的艺术遗产”[2][Ｐ490]。这是非常明确的，“临摹工作就是研究工作”。

临摹既已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基本研究工作，数代艺术家坚持不懈，产生了大量临摹作品，敦煌研究院现藏有壁画临本2000多幅、11个复制洞窟，总临摹壁画面积约2000多平米、彩塑30多身。这些作品对于展示宣传弘扬敦煌艺术遗产、促进古代艺术史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临摹研究工作和业绩已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注目和认可。几代艺术家在临摹的实践中就临摹问题也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不断的总结，发表了一些有关临摹理论问题的精辟见解[3]。在此基础上，现在有必要对几十年临摹艺术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借鉴前辈专家学者对临摹工作的理性思考和见解，建立临摹工作的理论体系。

一、 敦煌石窟艺术临摹工作的历程

以往人们谈及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一般是从1943年常书鸿先生来敦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谈起，并依次划分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1950年）、“敦煌研究院”（1984年）三个历史阶段，忽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前众多画家的临摹工作。1938年十月，著名画家李丁陇先生冒着大西北的严寒孤身一人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开始了他长达八个月之久艰苦的壁画艺术临摹工作，并于次年（1939冬）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览”，1941年又在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目的是让人们认识莫高窟、同情敦煌艺术”[4]。作为画家，他是最早到敦煌进行考察、临摹敦煌石窟艺术的先驱，也是第一人在内地向公众介绍并宣传了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年5月底到达敦煌，历时二年多的考察、临摹壁画。紧接着王子云先生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于1941年10月赴敦煌莫高窟考察研究，临摹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壁画，并在1943年至1944年间，多次在成都西安等地举办展览 [5]。此外还有关山月等先生[6]……。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临摹是一门学问》一文中说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畏艰险，……奔赴敦煌，三月五月，一年两年，长期坚持考察、临摹，他们是临摹敦煌壁画的先驱者、带路人”[3]。尽管他们对壁画的关注点和兴趣不同、临摹方法也有别，但对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研究工作有着众多可圈可点的启迪和借鉴，也同样为介绍敦煌、弘扬敦煌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一时期的临摹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临摹研究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样，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已经经历了70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

第一阶段是创始期，诚如常书鸿先生所说：“盖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艺术，大体以主观作风为片断之表现。其于介绍敦煌艺术之功能，实至浅鲜”[7]。关山月先生也谈了他当时临摹敦煌壁画的想法和情况：“我这次临摹由于时日所限，只能是小幅选临。……我没有依样画葫芦般的复制，而临摹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为了研究，为了求索，为了达到‘古为今用’的借鉴”[6]。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画家们临摹方法各异，但却是坚持画家自己主观的意图而又追求原作精神，意味着中国艺术界开始对传统民间壁画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发掘，这对推动近代美术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张大千先生为追求敦煌艺术本来面貌的复原性临摹，找到了中国绘画久已失去的色彩生命，也掌握了敦煌艺术历代技巧的递嬗，为敦煌壁画艺术后来的临摹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第二阶段，即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因种种困难因素和诸多条件限制，除少数代表作品外，一般都采取缩小比例的方法，有的专题临摹仅从整幅中截取部分，飞天、动物、山水、服饰、供养人、藻井图案等等。这是敦煌艺术临摹的探索期，是在注重保护的前提下从研究学习角度出发的一种临摹。同时，先后在重庆、兰州、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向社会广泛介绍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虽然临摹是在极度艰难的状况下进行的，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像后来的临摹那样到位，但通过大量的临摹和各种方法的积极探索寻找到了正确的临摹研究方法。

第三阶段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是临摹研究的成熟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对前期的临摹实践进行了客观总结，对敦煌石窟艺术展开了全面的大 责任编辑：zhao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