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临摹法要述——兼谈日本壁画临摹法（上）

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文物委员会委员的李丁陇先生，独自一人在敦煌探险，并临摹壁画一百余幅，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从此拉开了中国画家临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序幕。留法回国的画家王子云先生，在1941年春至年底期间，率民国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他与考察团几位画家将敦煌莫高窟各时期的壁画作了初步的考察，并对部分代表作品进行了记录性的临摹，于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地举办了“敦煌艺术展”。并发表了第一部《莫高窟内容总录》。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自筹资金，率门人子侄及喇嘛、画友等临摹石窟壁画276幅，于1943年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多次举办“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品展”，并出版了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这些壮举，使曾经繁盛千余年又沉寂数百年的敦煌壁画惊现于国人视野。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纷纷呼吁，隶属教育部管辖的文物研究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在所长常书鸿先生的主持领导下，中原内地、长江两岸的有识艺术家和学子们纷纷奔赴西北异域，汇集于敦煌，从此开始了大规模临摹敦煌壁画艺术的事业。

60年过去了，经过敦煌美术工作者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临摹工作硕果累累。作品包括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张掖天梯山、天水麦积山、新疆克孜尔等地的石窟壁画和酒泉、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室壁画2000多幅，敦煌藏经洞出土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藏的古代绢画40多幅，复制原大洞窟模型12座及彩塑50余身，并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以壁画和彩塑临摹品为主的大型敦煌艺术展。这些临摹品，使自北朝至元代的中国佛教艺术精华在海内外得以广泛地传播,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敦煌，理解了敦煌。

敦煌壁画临摹法就在这个传播弘扬敦煌艺术的事业中渐成轮廓，20世纪80年代初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已逾40年的敦煌学专家、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先生，提出了“临摹是一门学问”的观点，已故著名敦煌学学者史苇湘先生也曾经指出：“临摹是一门专门学问，有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它有一套自己专有的工作方法。而且已经形成了体系。”[2]本文写作的目的，即是要通过对60年来敦煌壁画临摹实践的回顾，总结这门学问，丰富这个体系。完善敦煌壁画临摹学。以期将敦煌壁画艺术的临摹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各时期进行临摹的目的不同，衡量作品的质量标准、运用的绘制技法、要求的临摹形式、产生的视觉效果也随之不同。在此。有必要汇集梳理、分类勘定，对各时期壁画的临摹技法流程进行总结，以期将敦煌壁画艺术的临摹研究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学术化。

一 敦煌壁画临摹的历史回顾

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1944年～1950年

这一时期。临摹研究工作处于初创阶段，潜心一隅的艺术家和学子们，充满了对中华古代文化艺术的追寻渴望，却又面临资金短缺、时局动荡，并且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差。他们把对生活的—切渴望与追求，都寄托于如饥似渴的临摹工作中，在多种多样壁画内容、形式的实践中摸索临摹技法。但是，此时期的“大部分临品都不能代表敦煌壁画原有的精神”。其原因是：1.对壁画内容不甚了解；2.对中国传统壁画绘制技法不熟悉；3.徒手起稿误差较大。这些原因往往影响临品画面的艺术性，如琐碎、板滞、缺乏生气、不符合原作的精神等。但在当时笔墨纸砚等工具极度短缺的条件下，能够把临摹工作坚持下来就已经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二)1951年～1985年

以常书鸿、段义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承仙、李其琼、关友惠、万庚育、李振甫等先生为代表的时期。国家对敦煌学的发展比较重视，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绘画所需用的各种材料、有关专业和佛教等方而的参考书籍逐渐增多，特别是对历史、考古、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促使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步入正轨。

在临摹起稿方面，由于运用幻灯技术，使临摹品在造型准确的基础上更加接近壁画原作。在色彩方面采用水粉画颜料绘制。在壁画从墙面转换为纸本方面，多用工笔重彩的绘画技法(三矾九染)，并在线条上下功夫。这—时期，还在临摹工作中建立了完整的评审制度——“三查四评”(查修稿、查线条、查工作记录日志；评色彩、评造型、评时代风格、评画面效果)和鉴别临摹品的质量标准。因此，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为数较多的整理性临摹品和现状性临摹品，大多数临摹精品也出于此时。如段文杰的临摹品准确工致，敷染醇厚，气魄宏大，线条勾勒严谨，笔笔劲到，毫无闪失：李其琼的临摹品笔致毫发，谨严秀古，色泽温润华慈；史苇湘的临摹品穷微探极，精丽雅逸。总之，此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形式整齐的临摹式样和较为突出的个人风格，特别是整理性临 责任编辑：zhao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