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的保护和临摹

敦煌石窟文物是我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为我院颁发了世界文化遗产证书。

敦煌文物收归国家保护，始于1943年，那时，虽然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但因人少又无经费，只尽了一些看守洞窟的责任，防止了外国盗宝者明目张胆的劫掠。真正得到重视和切实保护，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0年，北京中央文化部接管之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文物局。

1951年，文物局派专家赴敦煌考察，拔专款落架修复唐宋木构屋檐。1956年又派专家加固早期洞窟石崖体。1962年周恩来总理拨款百万，按古建专家梁思成提出的原则：“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加固，解除了石窟坍塌的危险。现在整齐的砾石断面、四通八达的走廊、焕然一新的洞窟面貌，便是周总理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定拨巨款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周总理又发布命令，在运动中要确保历史文物的安全。我们印发这些文告，广为宣传，向红卫兵讲解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价值，虽然经历了十年漫长的浩劫，莫高窟文物却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我们长期工作在莫高窟的人，感到无比欣慰，也对周总理无比怀念。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十年来，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发展很快，各种保护方法都一起上马。首先是人力保护，即用人看守洞窟，现在有了30名警卫，日夜巡逻，防止人为的破坏和盗劫。其次是法律保护，院内有公安派出所，执行文物保护法，维护文物保护区的安宁。设施保护采用了现代化手段，安装了监测系统，监视一切来犯者的行踪。重要的是科学保护，它直接关系到壁画彩塑自身的安危，我们修复了两千多平方米即将脱落的壁画、修复了四五十身破损的彩塑。近几年，我们重点转向保护科学研究，除自力外，我们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国际合作，与美国盖蒂基金会文物保护研究所和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都有合作科研项目。在风沙治理、气象观测、大气分析、温湿度测定、色彩变化探讨、文物病害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援助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科研队伍逐步成长壮大，在保护科学研究和科学保护技术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莫高窟是国家级对外开放点，管理上也有严格的制度。窟内壁画有玻璃屏风防护，铝合金门窗有专人管理锁匙，进出口人数都有登记。为文物的安全，实行控制性轮流开放，对匆忙的观光者开放十个洞窟。有人作简要讲解，对外宾开放各时代洞窟(有些是代表窟)30个，有说明员陪同参观讲解(包括外语讲解)。还有一种开放是照顾国内外专家，可以开放五十个或更多的洞窟，由于壁画塑像经过千百年风沙阳光和二氧化碳的侵蚀，产生了许多病害，生命力非常脆弱，因此对进洞人数，洞内逗留时间，携带用具等都有严格限制，以保证这一世界性文物的安全。

临摹对文物工作者来说就是复制，复制下来既可作为副本保存，又可作为展品向国内外介绍，一举两得。

临摹是我院的长期任务，已有五十年的历史，经过五六十位美术家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一批临品，在国内外举行过三十多次展览，特别在波兰、捷克、缅甸、日本、法国展览时。有的还同时举行学术讨论。五十年代中曾在印度展览两次，对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有人瞧不起临摹工作，但我们认为临摹是一门学问，临摹过程中要经过反复研究；掌握规律，锻炼技巧，才能如实体现原作精神。因此，临摹者必须有丰富的知识、精深的修养、娴熟的技巧，否则不可能得到形神兼备、韵味具体的临本。我们的许多临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的成果。

我们是职业临摹者，摸索出一套临摹程序：

—、起稿。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对壁写生式起稿，形体缩小，不准确；二是用透明纸在壁画上印稿，画稿是准确的，但损伤文物，是一种犯罪行为；三是照片幻灯放稿，然后上洞对壁修改，直到准确为止。修毕，以浓墨对壁钩描，体会原作线描精神特点，然后再按原壁起稿线色彩描上临摹画纸，这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

二、上色。画稿裱上画板.对壁上色。首先是刷底色，配地色，这与画面色调和装饰美有密切关系。刷色后，古代画工在壁画稿上用特定的符号来表示红色、绿色、青色等。按对称、均衡、对比、多样统一等审美规律布色，画师按符号上色，实行流水作业。

上色方法又有涂色和填色之别。早期壁画多用涂色法，运笔自由，生动活泼。唐代以后，多用填色。受画稿约束，规矩严整，装饰性强，临摹者要抓住特点，如实摹绘。

三、描线完成。赋彩之后，底稿线多被色彩掩盖，特别早期壁画起稿简略，不成形象，涂色又多变动修改，最后的线描是定型的关键，也是对临摹者本领的考验。

临摹的方法，也有三种：

其一是客观临摹，即按壁画现存面貌如实再现，旧就旧，破就破，不加任何主观变动。我们是文物工作者，主要采取这种方法。作为古代艺术的副本，客观真实性越高，保 责任编辑：zhao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