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是一门学问

谈到临摹敦煌壁画，不能不想起四十年代初首先到敦煌考察和临摹的画家张大千和王子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畏艰险，率领画家、学生、子侄奔赴敦煌，三月五月，一年两年，长期坚持考察、临摹，他们是临摹敦煌壁画的先驱者、带路人。

1942年，留学法国攻西洋画的王子云教授率领西北考察团奔赴敦煌，考察团中有何正璜、雷震、庐是(善群)等画家，开展了调查研究和临摹，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完全按壁画现况忠实摹写。1943年曾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举行展览，破天荒第一次用临摹品将敦煌艺术公诸于世，并发表了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引起了文化教育界的重视。

张大千先生早在1941～1942年两次去敦煌，同去的有门人萧建初、刘力上、六侄心德、十男心智及藏族画僧昂吉、格朗、三知、小鸟才朗、杜杰林切等五人。张大千自筹巨资，自制画纸和颜色，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一年，得大小临本百数十幅，其中有绢本，有纸本，还有布画(如西藏唐卡)。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有三大特点：

一、画稿以透明纸从原壁画上印描，临本与原壁同等大小，展现了壁画宏伟气概。

二、敦煌壁画经千百年风日侵蚀，色彩多褪变，北朝壁画因变色严重而形成古拙、清冷、狂怪的第二面貌，张大千则全部恢复原貌，金碧辉煌，鲜艳如新。

三、原壁画如有瑕疵，则加以改动，使临本更为完美。

在兰州、成都、重庆展出敦煌魏唐等各时代壁画临本四十四幅，观众络绎不绝，把人们引进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文化界颇多赞扬，对弘扬敦煌艺术遗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两位先驱者临摹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客观写生还是恢复原貌，都给我们后来者以启迪。我就是看了两次敦煌画展，特别是张大千敦煌画展，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把我吸引到敦煌来的。

1943年，在学术界的呼吁和于右任的倡议之下，教育部委派高一涵、常书鸿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二月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除常书鸿举家迁敦煌外，还从重庆聘请了一批美术家，如董希文、张民权、李浴、张琳英、乌蜜峰、周绍淼、潘絜兹等，继张大千之后积极地开展临摹工作，方法不一，有的采取客观现况临摹，有的采用张大千的全面复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在一片复员声中，教育部命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家们纷纷离去，临摹的壁画留给公家的寥寥无几，摄影师又骗去三千张敦煌壁画塑像照相底片，敦煌艺术研究所空无所有，只好关门。

1946年，经过学者们再次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常书鸿继任所长，乘着汽车在重庆、成都、兰州等地网罗人才，又是一批美术工作者西奔敦煌，我便是在兰州候车一年的虔诚的朝圣者。事情是这样的：自看敦煌壁画展览之后，我便决心去敦煌学习人物画。1945年七月国立艺专毕业考试结束后，便和三个同学奔赴大西北，目的是沙漠中的艺术天堂——敦煌莫高窟。八月初到了兰州，八月中日本投降，在一片胜利的欢呼中，敦煌艺术研究所停办的消息传到兰州，接着敦煌的美木家便携家带口来到兰州，由于穷困，有家归不得，只好埋头作画，举行画展，筹集路费，然后束装东归。我协助他们举办展览送走了敦煌出来的老同学，又送走同奔敦煌的三位伙伴，最后剩下我一人，但我抱着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决心，等待，整整等了一年，终于等到我的老师陈之佛教授传来的喜讯——常书鸿所长重返敦煌。七月中我搭上了从重庆开出来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斯提倍克，迎着瀚海的烈日和风沙，向敦煌进发。

同车的除常书鸿所长一家，美术工作者还有郭世清、凌春德、霍熙亮、范文藻、钟贻秋等，都做好了沙漠苦战的准备——不幸的事终于出现了，出安西不远，汽车抛锚无法修复，又渺无人烟，无法求援，只好露宿戈壁，在茫茫夜色中打开行李，戈壁为床，天为帐幕，明亮的月光下，展现了无边无际而又神密莫测的空间，在我脑子里没有恐惧和疲劳，而是充满了新奇和开朗的世界。

1946年中秋前夕，我们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莫高窟，跳下汽车便想进洞，衰败的环境，残破的洞窟，塑像壁画暴露在日光和风沙中。没有路，没有门，只有循着王道士破坏壁画开凿的空洞，一次可以穿过一二十窟，变色的壁画豪放狂怪，从重层壁画下剥出的唐画绚丽多彩，真是琳琅满目，目不瑕接，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从此莫高窟便是我的艺术天堂和极乐世界。

中秋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批美术工作者，总结前人的经验，开拓前进，首先为了保护壁画，开始禁止在壁画上印稿，一律用写生法临摹，废除了张大千以来的破坏性印稿法，这个规定是正确的，从此，我们开始对壁写生。这时候又从四川来了孙儒僴、李承仙、黄文馥、史苇湘等，这支临摹队伍越来越大了，他们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主力军。我们上洞窟要全幅“武装”，背着纸墨笔砚、颜色和水瓶水缸，提着画板、凳子，没有凳子抱几个土块一堆就成，有的洞窟光线不好，最先进的办法是用镜子把日光反 责任编辑：zhao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