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不能变成“临终关怀”

      —访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小康

　　《中国科学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曾经发生过一名日本教授将一座民居买下来，拆卸后运回日本打算把这座民居按原样重新展现出来的事情。这是不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流失？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高小康：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但能否算流失我们还要细心地甄别一下。非遗保护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很复杂。如果这个非遗文化是特定群体或个人的秘密，还未与他人分享，那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产权，应当得到保护。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我国特有的、别人未能分享的非遗文化，在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分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有个保护的意识，不能无条件地任意输出。

　　但是，如果这个非遗文化已经被公共享用了，那从当代的知识产权法理上说我们是没有理由反对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身也不构成对非遗保护的侵害，他们的使用恰恰有助于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为了把它封闭起来，互相对立起来，而是要互相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国家传播、借鉴和借用我国的文化元素，只要不存在侮辱性的情况，那么基本上还是积极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国非遗文化核心要素现存的状况了解清楚，这样才能确定其他国家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文化。

　　《中国科学报》：韩国和日本在文化保护方面确实做得很好，你认为这两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高小康：首先，非遗的概念就是从日本来的，日文中叫作“无形文化财”，保护活的传统的观念也是日本先有的。日本在非遗保护方面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楷模，很早就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法规，我们后来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参照了日本的内容，包括传承人保护的概念等。日本政府对非遗保护特别重视，这一点我们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非遗文化保护，这也是东亚国家的特点。

　　还有就是日韩对自己文化传统有一种自觉的坚持。非遗保护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变成了民众生活的自觉。这种文化传承的生活成为了日韩民众生活中的当然选择，成为了他们进行自我认同和身份认知的方式。

　　《中国科学报》：确实在申遗上，我们总会认为是国家行为，与个体关系不大。

　　高小康：我们对非遗的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一种传统，是某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在过去发展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体现这个族群生活、历史、身份认同、情感寄托和特殊记忆，这些就是非遗保护最核心的文化要素。

　　因此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非常重要。因为有时不是别人在破坏这些文化，而是我们自己在遗忘它，这才是最大的破坏。

　　《中国科学报》：近些年在我国大学出现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其研究工作主要做些什么？对实践的指导体现在哪？

　　高小康：非遗保护对于政府来说是个新课题，具体的操作方式没有先例。日本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但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所以，我们的非遗保护从一开始就是探索性的，此时提出一些观念，研究应该如何去操作就变得非常重要。

　　比如，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非遗保护变成临终关怀。这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非遗保护就是临终关怀，无论保护与否它都活不了多久，因为现在的人们不喜欢看地方戏，喜欢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于是，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具体实践。现在，很少有人觉得非遗保护是件徒劳无功的事了。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过去的非遗在当代都有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但今天仍有很多传统的东西能够生存，甚至能够复兴。

　　《中国科学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非遗要拒绝商业化，你认为呢？

　　高小康：非遗的保护和商业开发一直存在复杂的矛盾。我们应该分清楚在非遗保护中，有些文化不是商业性的，一旦有商业介入进来几乎就是要毁灭它，比如信仰。同时，有很多非遗项目在过去就是商业性的，比如手工艺品、演出等，而且我们要把它作为活的传统传承下来，也必须走商业化的道路。比如，一个剧团永远卖不出票，永远靠国家养活，那这个剧种最后也只是一个化石而已。

　　所以，我们要针对某一种具体的非遗文化，去评估商业性到底是帮助还是破坏了它的生存。而且，我们要确定一条红线，即确定该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个是一定不能被破坏和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求发展。非遗的衍生产品开发也要遵循着这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