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困境 年轻人不愿参与

余勇新和他的79名同伴身着民族盛装，手挽手列队舞入国家体育馆巨大舞台，“如同走进自己村的场坝”，灯光瞬间变换，音乐响起，这80名地地道道的傈僳族农民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老祖宗跳了成百上千年、他们从小跳到今的“阿尺目刮”，看台上掌声、惊叹声四起。

这里是6月12日晚，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的表演现场。彩排时，参加演出的所有队伍中，来自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支队伍最易分辨，他们肤色最黑，全无粉黛，他们是傈傈族自治维西县的80名地地道道的傈僳族“泥腿子”，绝大部分人“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他们跳的“阿尺目刮”，是维西县的一种传统体育舞蹈，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统计，从2006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2010年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753个项目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10项入选人类口述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目前，这些流传短则数百年，长则数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多数面临着严峻的传承问题。与此同时，从田间地头走到镁光灯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来自乡土的绚烂演出

在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开幕式表演上，云南迪庆州维西县的农民艺术团并不是唯一一家以“农民”冠名的演出队伍，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农民侗歌队也是由基层“半专业”的演员组成，他们在开幕式晚会上唱起了侗家琵琶歌。琵琶歌是侗族大歌的一种，侗族大歌是与“鼓楼”、“风雨桥”齐名的侗族三大国宝，2006年与“阿尺目刮”同批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对于此次参加文艺会演开幕式演出的傈僳族农民，黔东南的侗族老乡们算得上见过“大世面”，不仅仅国内举行的各种大型演出常有侗歌农民队的身影，而且还有人走出了国门，在美、日等国参加过演出。

黎平县岩洞镇农民吴金燕、口江乡欧化情等3女3男组合成农民侗族大歌队走上的却是一个与多数同乡不一样的舞台，今年3月，他们在在京侗族老乡的安排下，“空降”京城，辗转京城各个酒吧登台献艺。侗族大歌，这个具有3500年历史的民族之声从他们口中唱出，顿时倾倒了听惯了电子乐、流行歌的观众。

在6月12日当晚的演出中，像“阿尺目刮”、侗族大歌这样的少数民族非遗原生态节目收获了观众最多的掌声。

据介绍，近些年来举行的歌舞晚会上，很多少数民族歌舞节目都脱胎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常见的“刘三姐歌谣”、“蒙古族马头琴音乐”、“土家族摆手舞”、“热巴舞”、“傣族孔雀舞”等均是名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贵州省代表团参加文艺会演的剧目之一《天蝉地傩》，是将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和“侗族大歌”同时搬上了舞台，在京连演两场，座无虚席。

田间地头的传承困境

李碧清今年40多岁，这位傈僳族汉子是目前仅有的5位“阿尺目刮”传承人中的“年轻人”。“最大的一位已经70多了，比我年轻的一个女孩儿20多岁。”6月11日，彩排间隙，他告诉记者。

随团来京的维西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杨丽平向记者介绍，维西傈僳族聚居区位于香格里拉的三江并流腹地，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因而傈僳族的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会跳阿尺目刮的大有人在。可即便如此，编舞左丽香为了凑够这80个人的队伍，跑了4个村子。而团员中绝大部分人均已“成家生子”，因为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了”，左丽香对阿尺目刮面临着严峻的传承问题深感担忧。

当年在婚丧嫁娶等场合均能跳起的“阿尺目刮”，如今只有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后才跳得热闹。由于舞步的生疏、不统一，表演队来京之前，表演队在维西县练习了一个月。

虽然杨丽平反复强调维西阿尺目刮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保存得最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项目之一，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现代经济和生活方式对其传承的冲击。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非遗项目都遇到了这样的传承困境。近些年来一直关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锦芳目前正主持一项壮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壮剧”传承保护情况的学术项目，根据他的调查团队在广西田林县“几个壮剧传统和壮剧流传现状相对可观的乡镇”所做的调查，所涉及到的五个屯的壮剧团演员，年龄最小为25岁，有些剧团30岁以下的人只有一两个，最多的剧团也只占三分之一，男青年演员尤缺，而剧团乐队乐师，年龄最小为38岁，最大的有70多岁，以中老年居多。

“一些剧团只有一两个年轻人，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壮剧今后的继承与发展。”李锦芳，这位壮族教授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忧心忡忡。“当地多数壮族年轻人不愿意参与壮剧团，尤其是大批壮家农村青年到外地打工后，受外界影响而有了新的娱乐方式，上网、看电视替代了民族历史上流传的壮剧。”

“传统的总有不适应现代的地方。”李锦芳教授认为这是目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传承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关注背后的机遇重生

左丽香和她绝大多数“第一次坐飞机”的队员们，对6月12日当晚的演出十分珍视，而他们最大的愿望不是获奖，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傈僳族的阿迟目刮”。同行的杨丽平抱有同样的期望。这位基层的文体局局长对记者谈起当地政府对此次演出的重视时，心情激动。从挑选演员到前期培训再到给每个队员的务工补助，“县里面为此次演出下了血本。”在他和他的队员的交谈中，他们热切推广当地文化的心情可见一斑。

李锦芳教授认为，目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总体情况“好于过去，政府比以前重视，政府加大投入，对非遗保护来说是必须的。”

6月13日，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圻，这位教授官员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介绍，拥有6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贵州省，对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从2006年的100万元增加到了今年的1600多万元。另外一个民族大省，云南省则从2010年起，设立了省级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经费每年2000万元；今年，该省又设立了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专项经费每年1500万元。重点用于在省级民族文化事业单位中实施一批少数民族文化抢救保护和发展项目。在省级民族机动金中的专项经费700多万元也会并按5%的比例逐年递增。全国其他省份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投入均加大了力度。

李碧清和余勇新是最能直观感受到这种重视的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年有8000元的补助，我们省级的每年3000元。”李碧清告诉记者。余勇新，这位和当地大学生村官一样爱好阿尺目刮的傈僳族汉子一脸兴奋：“今年我们村也要建传承点了。”

维西县目前一共收到非遗专项保护经费80万元，前两期每期20万元，第三期则增加到40万元。

李锦芳教授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到镁光灯下，得到关注就有可能改变这个项目的发展命运。他以曾前往调查过的云南省富宁县的壮族村落坡芽村为例，学者最初发现当地坡芽歌书时，该地壮族民歌传承几乎断裂，当地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也未能抵挡住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年轻人大量外出，几乎没有人会唱壮族民歌。经过学者、媒体的关注、发掘，当地村民在昆明、北京等地演出之后，当地能唱山歌的人又多了起来，很多八九岁的小姑娘也唱起了山歌。

据了解，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度的不断提高、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展演活动也越来越多。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时至今日已经举办四届，每一届都引发热烈关注，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非遗项目的展示平台。此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也成为少数民族非遗吸引人们关注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更带动了少数民族文艺团体的发展，资料显示，2010年底，全国民族文化事业机构已有10282个，其中有艺术表演团体651个，少数民族歌舞团127个，艺术表演场所191处。

“兼顾好少数民族非遗和商业演出、产业化发展很重要，处理得好，能够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产生推动。”李锦芳说。采访中，这位少数民族教授始终强调政府在推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政府加大投入，加大重视对保护民族文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