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地之中”的会善寺为何能成为世界遗产

北京时间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大会将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之成为我国的第39处世界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8处11项建筑遗迹，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两千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对于这一建筑群中的不少建筑，我们都不会陌生，如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中岳庙、嵩阳书院、少林寺常住院、塔林等，而对于会善寺，很多人都不了解。会善寺与少林寺、法王寺、嵩岳寺并称为嵩山四大寺院。何时修建，今存两说。一说始于汉，一说始于北魏，明代《嵩书》、清代《说嵩》、《嵩山志》、《嵩岳游记》、《登封县志》中的“会善寺”条，载文大同小异，对于会善寺的修建，均曰“本北魏孝文帝离宫也”，这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说法。

会善寺位于嵩山南麓的积翠峰下。极目远眺，此峰高不及诸峰一半，形似佛教经幢的幢顶，可谓“积翠幢盖”。寺外，龙赐清泉，潺潺细流。踏入寺内，两株千年桧柏，笔直挺拔，干粗叶密，直伸蓝天，实为罕见。而山门前的龙柏，躯干老化斑驳，弯曲如龙，昂首吐蕊，栩栩如生。寺内外又有千年银杏树三株，均高二十余米，围粗四米许。明人吴三乐有首诗，题为《雨过会善寺观茶榜石刻》，其中道：“寺雨人仍过，花香酒故随。寻源行水尽，披雾看山时。树杪闻清馨，苔余认断碑。虎溪僧送客，一笑有相知。”诗中谈到的“苔余认断碑”，我们现在依然能亲历这样的场景，会善寺有碑碣、造像、经幢、塔铭、石柱、佛座及其他众多古石刻。

如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镌刻的《敕戒坛碑》，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陆长源撰文、陆郢篆额并隶书的《会善寺戒坛记》，唐开元十五年（727）由唐代名家宋儋撰文书丹的《道安禅师碑》，充分反映了寺院唐代历史、戒坛营建与高僧传略，可与《全唐文》著录的有关会善寺的碑文相参阅。而现存于河南博物院中原石刻艺术馆的、镌刻于北齐武平七年的《会善寺造像碑》，则是嵩山地区难得的北朝石刻。

会善寺高僧辈出，元同、净藏及一行等皆出该寺。其中，一行不仅留下了《大衍历》，还在此修筑了琉璃戒坛。据《会善寺戒坛记》记载，此坛平面为方形，四角立有石柱，四周镂刻天王像，栋柱磴石，各雕鬼怪山水，十分精美。五代时，为营建汴京宫门，撤去会善寺的许多建筑，戒坛石槛亦遭厄运。今存石柱一根，柱正面雕金刚像，右手仗剑，足踏两鬼，手足及胸部皆裸露，头部已毁。金刚像背刻八角柱，柱身两侧及背部留有梁枋榫眼数处，并镂刻精细的阴文卷草，尽展盛唐气象。

会善寺还有嵩山地区现存唯一的元代木结构建筑——大雄宝殿。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筒瓦顶，出檐深远，斗拱硕大，造型朴实。外跳五铺作重拱双下昂，模仿宋代做法，昂首下垂，昂的后尾是卡接的假昂尾，没有宋代通昂的实用价值高；角梁的后尾嵌入殿角下的垂柱上面，而不是和相邻的斗拱后尾互相交叉；梁架带有宋代月梁的做法，但表面雕饰粗糙；檩、柱也有同样特点；殿内作减柱造，即当心间减前金柱两根，次间减后金柱两根。梁架为四椽袱搭牵，结构严谨，保存完整。其斗拱、角梁、乳袱、剳牵、丁袱、桔头、丁华抹颏拱等典型做法，均反映了元代建筑技术的重要特征，故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会善寺山门西边山坡上的净藏禅师塔，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仿木结构亭式砖塔，建于唐天宝五年（746），由基座、塔身、塔顶组成，平面作等边八角形，通高10.35米，坐北面南，立于台基之上。自台基至顶约9米，基座上部为须弥座，束腰部分每面均雕壸门，下为四层台的基座素壁；塔身每角砌出壁面呈五角形的倚柱，柱头承托一斗三升斗拱，两柱头之间用人字拱。塔正面南向为拱券式塔门，可入塔室，塔室平面亦作八角形，顶为穹窿形，以八角攒尖式收结。塔身北面嵌净藏塔铭一方，东西两面各作仿木结构门窗。其余各面砌破子棂窗或人字斗拱；塔顶由叠涩砖檐、砖雕花纹及火焰宝珠组成。

净藏禅师塔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艺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评价说：“净藏禅师塔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仿木结构建筑”。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也都曾指出：“唐代砖石结构的墓塔中，采用木结构式样最多的，只有净藏禅师塔一处，盛唐木结构的式样，可由此推测一部分。但单就平面采用八角形一点而言，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里，没有比它更重要，年代更古的了。”

另外，位于寺东300米的柏林中，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琉璃塔，即佛定意公和尚塔，它也是嵩山独有的一座琉璃塔。而在佛定意公和尚塔西边的两座清代楼阁式砖塔不同寻常，给古老的会善寺增添了一些谜。这两座清代楼阁式砖塔均为砖雕，形制相同。其中，东边的为丛首杰尊塔，西边的为普度林上太尊塔。两塔皆嵌有塔铭，东塔为“浙江兰溪弘宗青霞丛首杰尊窣堵坡位，康熙六九年立”；西塔为“山东清源传律普度林上太尊浮图位，康熙六九年立”。我们知道，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这“康熙六九年”从何说起呢？笔者曾对此做过调查和分析，并请有关专家学者予以解疑释惑，到目前为止，关于“康熙六九年”的释读有以下三种。这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孰对孰错，莫衷一是。

第一为“康熙六九年”就是“康熙六十九年”，即雍正八年（1730）。之所以是“康熙六九年”，是因为会善寺位于嵩山南麓积翠峰下，地处偏僻，人迹罕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以至到了雍正年间仍然使用康熙年号。缺“十”为遗漏所致。第二为“康熙六九年”就是“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第三为认定两塔铭为“恶搞伪作”。而在由郑州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的《郑州市志》和《郑州大辞典》在有关“会善寺”的介绍中，却赫然写着：“丛首杰尊塔建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林上太尊塔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佛定意公和尚塔的塔铭为“曹洞正宗三十一世后，开山和尚上佛下定意公之塔，康熙六十一年孟秋立”。会善寺中，另一座建于清代的性洁和尚塔的塔铭为“曹洞正宗四十一代上性下洁梅公大和尚之塔，大清光绪三十年孟冬吉日立石”，立石日期也远比“康熙六九年立”详细，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论怎样，这位于“天地之中”的会善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物我合一的美，还有叹为观止的古，以及捉摸不透的谜，或许这就是这处世界遗产的魅力之所在。

（作者：刘齐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依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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