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正在物质化
天门皮影乐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为易清摄
“非遗”产业化是这次探访的主题之一,在《长江地理》“非遗”系列当中,我们关注“非遗”的原生态,探讨它们的土壤和源流,得出的结论往往悲观。
似乎唯有“产业化”能够让“非遗”天然地融入这个物质时代。然而八月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让人们开始反思“非遗”产业的“开发过热”。
现代社会的资源利用,离不开产业化,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的。“非遗”被推上前台,工艺工匠俱备,有了产业化的诉求,但市场早已从农耕年代脱胎换骨,问题也随即产生:精雕细作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如何适应机器大工业的时代;价格不菲的手工艺产品,又如何让浸淫在快餐文化当中的人们为之心动?更重要的是,产业化让许多“非遗”脱离了生长发育的土壤,人们如何才能重新理解这些物质载体所蕴藏的精神内涵?——而这个正是所谓“非遗”的核心所在,也正是“反思”的意义所在。
对话
受访人:陈建宪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非遗”专家组成员
“说到底‘申遗’不是为了文化,是为了利益”
《长江地理》:上个月,我们有个“寻根荆楚”的探访活动,总共探访了武汉高龙、木雕船模、枝江布鞋、长阳山歌、南曲、荆州铅锡刻镂、楚式漆器、天门皮影戏八个项目。
陈建宪:你们看到的“物质文化”比较多。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它的物质载体,比如船模、漆器、布鞋,在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价值已经高于其中的精神内涵、价值观念。如果你过年过节的时候再去这些地方跑一圈,当人们闲暇下来,娱乐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比较纯粹的、原生态的东西,“非物质”的性质就会更多一些。
要知道,在过去的年代,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闲的时候找乐子,才会产生那多的艺术形式。现在被电视一统,春晚一来,大家都模仿,各地都搞大节目。过去的人划采莲船,打莲香,玩龙灯,都是自己去掺和,管他玩得好不好,就图个快活。如今,连娱乐也被这个世界标准化了。
《长江地理》:许多“非遗”项目如今都在寻求产业化的道路,这给人的感觉是,把“非遗”变成了一种物质形态的东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建宪:现在是商品社会,人们很容易把各种资源商业化,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很多“非遗”本来就是商业化的,比如民间手艺,是匠人谋生的工具,很多手工艺品也都是有实用价值的,本来就有物质因素在里面。但问题是现在有一个偏向,大家都急于把文化资源迅速转化为能够看见的经济效益,心态很浮躁。我觉得,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不是经济收入所能替代的,比如过年玩采莲船、舞龙灯、打莲香,你说这个里面有多少经济收入?
文化有多种功能,满足商品经济的需求,只能是很多功能中的一种,但现在的社会过于物质化,以至于抛开了其他功能,仅仅关注眼前的经济效益,这样做的结果,会损失掉“非遗”的价值,由于这种急功近利,还有可能伤害、扭曲、破坏原有的非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变俗了。
现在各地“申遗”的积极性很高,但许多地方“申遗”的目的不是对遗产本身有什么兴趣,而是对遗产的附加值感兴趣,比如做地方名片、搞知名度、得到上级的拨款、体现政绩,说到底“申遗”不是为了文化,是为了利益。
《长江地理》:冯骥才先生说,“非遗”产业化也意味着那些不能被产业化的“非遗”项目被搁置起来,现在都说保护过热,其实它的另一面,是被冷落,在您看来,是不是这样?
陈建宪: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文化的消失和替代是正常的,要不然我们不还在石器时代么?但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需求,一样地面对生死,一样地面对自然,一样地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非遗”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因为经济目的而保留的,民间的很多东西,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烧了、砸了,但是一些人还是会坚持,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精神追求,或者对于某个事物的迷恋,我们有很多古老的东西能传下来,就是有很多人喜欢一些多数人没什么兴趣的东西,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要转化为产业,很多只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比如以前过年,我们吃团年饭,你去杀鸡,我去打糍粑,他去砍柴、打豆腐、做鱼面,现在都省略了。人们都说现在的年过得没意思,你拿掉了精神的东西,只剩下了吃,当然就没意思了。
——陈建宪
“‘中国结’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长江地理》:您能否举一个“非遗”产业化比较成功的例子?
陈建宪:比如中国结,它没有“申遗”,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普及,其实很成功。“中国结”是现在给的名字,过去叫做盘长,是佛教的一种装饰品,象征吉祥。它的商业化就是重新命名,并且编织更加时尚漂亮的图案。
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面临很多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选择过程,遵循经济规律。不是我们所能简单想象的。“非遗”市场化,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考验,有些没有看得很重要的东西,可能一个契机就能让它马上流行起来。传统一直在那儿,但哪一个最终会被时尚选择并且放大成为社会需求,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
《长江地理》:中国结可以产业化,因为它工艺流程简单,成本很低,容易普及,但我们探访的一些项目,比如楚国青铜器的复制技艺以及楚式漆器,需要精雕细刻,造成的结果是,价格昂贵,而且大众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贵。
陈建宪:“非遗”当中,有上层文化,也有下层文化,过去的上层文化转化为现在的下层文化也是有可能的,但还是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比如中国结、剪纸都很容易模仿,很便宜,但青铜器、漆器就有一定的工艺难度,成本比较高,不容易变成大众的消费品。在过去,青铜器通常作为祭器、礼器,是一定的社会阶层才能使用。现在也不妨专注于发展高端市场。有很多名牌的东西,东西都是活见鬼,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去买?我们的宣传不到位啊,如果大家都懂了,就会觉得它值了,可以当做一种奢侈品。
《长江地理》: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漫长,但有些老艺人有燃眉之急,他们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东西不好卖,不能维持生计,把手艺放弃了,“非遗”不是就丢失了吗?
陈建宪:这就要靠他们自己去摸索了,比如如何降低成本?在管理、营销以及商品经济的规则当中,如何做得更好?
从国家层面来讲,首先要评估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国家有很多办法,比如写书、摄影、录像,把整个工艺记录下来,变成档案,并不会因为个人不搞就死亡。国家的保护,不是说一定要你拿它去谋生,因为从农耕年代传下来的东西,现在不可能都能够维持生计,对于技术性的东西而言,更替是必然的。但国家还有个传承人制度,每年会拨一定的经费来保护传承人。但国家只能是保护,保护和发展又是两件事,产业化,是发展的问题,能不能复活,是个人素质、市场机制等各种复杂因素影响的结果。
现在国家正在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省的相关法令也已经修改了几稿,非常慎重。
“真正的文化是有功能的”
《长江地理》:我们去长阳探访山歌、南曲的时候,当地村民做36岁生日,请了一个民俗艺术团去唱民歌,但是呈现出来的,是经过舞台加工的东西,觉得不如过去山民在大山耕作的时候相互对歌那样精彩。
陈建宪:这个很正常,“非遗”往往会跟民俗联系在一起。你所说的,是你对“原生态”的现代想象,但我们毕竟不是农耕时代,已经没有集体劳动的氛围了。真正的文化是有功能的,不是浪漫的想象,非遗因此具有了时空的特征,根据生活的需求不断变化,才是非遗的本质。我们往往对“原真性”有一种僵化的理解,但只要不是扭曲破坏,变异性正是民间文化关键的特性。
《长江地理》:比如山歌、南曲,要向更广阔的世界传递,似乎很困难,它们似乎无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也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的市场化。
陈建宪:精神文化要通过精神文化的方式传承。青歌赛上,我们的土苗兄妹、撒叶儿嗬都拿奖了。但精神文化的传承往往又存在隔阂。比如你去关注土家跳丧舞撒叶儿嗬,你可能会说,嗯,跳得很好看,但其实它的功能并不在于谁跳得好看,谁跳得不好看,里面包含了土家人对死亡的理解。
如果要把“非遗”转化为经济效益,你必须首先尊重它、理解它、知道它的功能。“非遗”的价值不能放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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