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孔氏南宗 与江南文化的历史渊源

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孔子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在从父孔传的支持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

辞别祖庙，依依不舍，南渡途中，历尽坎坷，后辗转来到衢州并寓居于此，衢州由是成为名闻遐迩的“东南阙里”。

此后，南渡族人以衢州为中心，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分衍出众多支派，从而形成了支派众多、族人遍布各地的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族人秉承家族传统，以明道弘道、化民成俗为己任，推动了江南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

孔氏南渡以后，继承和发扬孔氏家族深厚的宗族文化，以诗书礼义教育族人，其注重经世、强调致用的教育理念对江南士风具有特殊意义。孔氏南宗家塾由南宋初年的私学，到南宋后期的思鲁堂，直至明清时期的家塾、书院和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呈现出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历程。明清时期的孔氏南宗家塾规模可观，王阳明嫡传弟子邹守益所作的记中写道：“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20世纪初，孔氏南宗有多人出国留学，“开风气之先”，南孔族学“也由传统家塾向近代学校转变”，演变成尼山小学，成为衢州“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在底蕴深厚的族学熏陶下，孔氏南宗家族史上涌现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可谓代有传承、贤才辈出，不愧“出士类增美士林，可作千秋冠冕”的美誉。此外，孔氏南宗士人通过担任学官、创办书院、担任书院山长等多种途径，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推动了儒学在江南各地的传播演进。

扈从宋高宗南渡的孔氏族人多有“豪杰”之士。孔传之子孔端隐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认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国家惨变，闻者寒心，凡稍知大义者咸思仗剑以从王事。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乎？”孔端隐言辞之激昂，行为之慷慨，千载之下犹令人奋起。的确，南渡族人无不心忧天下，积极有为，孔端友、孔端朝、孔端隐等南宗族人，都积极实践儒家政治思想，恪尽职守，深得人心，如孔端隐病逝于江苏句容，当地百姓悲痛万分，“士民如丧考妣”，哀号不已，特立“去思碑”以志纪念。南渡诸人积极践行儒家政治思想，并以突出的政治作为，对孔氏南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传承家学、报效国家成为孔氏南宗的宝贵精神和文化传统。孔氏南宗历史上涌现了众多经世济民之才，孔应得、孔洙、孔克仁、孔贞时、孔贞运、孔庆仪等影响较大，其中《明史》有传的就有孔克仁、孔贞运等。国家太平之时，他们注重教养，体贴民情，致力于改善和淳化士风、民风；社稷危亡之际，他们殚精竭虑，希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补于时。南宗族人中，出仕者往往恪尽职守、尽忠效国，未出仕者则体现了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传统美德，在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作为世家大族，孔氏南宗的广泛影响自不待言，可谓“天下言故家旧族者，莫能先之”。作为诗礼之家，孔氏南宗在制定家规、编修谱牒、祭祀活动、族学教育、敬宗收族等方面都堪称典范，对江南其他宗族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衢州孔氏的积极作为，使衢州成为“南州之洙泗”，吸引了众多学者、文人。徽州孔氏诗书不坠，推动了儒学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形成了“自北而南意已通”的文化脉络，舒頔的《赠孔学教克焕》将这种现象盛赞为“至今犹是鲁儒风”。桐乡支孔氏自孔公昉迁居青镇之后，“四百年来，载在谱者不下千人，人文秀美，科第不绝，家传忠厚，人知礼义”。可见，衢州孔氏及其他南宗各支派对当地社会发展与文明教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汇聚成孔氏南宗的整体合力，对江南社会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既广又深的影响。

孔氏南宗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与江南文化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产物。对诗礼文化的传承，推动了孔氏南宗的宗族管理与宗族发展，培育了一批循礼蹈义、道德峻伟的士人；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使孔氏南宗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内涵方面来看，孔氏南宗文化主要包括了四个层面：首先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代表了孔氏宗族的一种发展形态，并由于孔氏宗族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超越了一般的传统家族文化，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方文化的特色，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传统和地域精神风貌。再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孔氏南宗宗族的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治乃至历代政权文化和思想政策的特点。最后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孔氏南宗不仅是江南地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氏南宗不仅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而且是浙江的孔氏南宗，南方的孔氏南宗，全国的孔氏南宗，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均有其相应的作用和价值。孔氏南宗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吴锡标）

责任编辑:依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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