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成功申遗之后怎么办

在京剧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作为京剧艺术“文武昆乱”组成部分之一的昆曲，已经因其历史地位和文学成就成功申遗，今天，作为中国古典舞台表演艺术集大成者的京剧，从另一个角度成功申遗，也是顺理成章。成功申遗之后，搞几场庆典式的会演颇得人心，还需考虑的是今后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首先要认清当前京剧和戏曲面临的严峻形势。

根据1964年的一个报告，某省的县级京剧团就有四十几个，这还不包括业余剧团。以此推算在20世纪中叶之前，我国成建制京剧团应该数以千计。可是到了1980年代就锐减为二百多个。当时提出“振兴京剧”的口号，无奈屡振难兴。1992年官方发布过一个统计数字，在编京剧团又减少到161个。到了2000年代，前几年我看到一个报告说全国的京剧团只剩下61个了。

国剧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剧种。随着剧团数量的逐渐减少，一些地方戏已经消亡或者濒临消亡的边缘。1992年前文化部搞过“天下第一团”会演，就是在当时只剩下一个剧团的地方戏里，挑选出18个，凑在一起搞会演。据1985年统计，我国的戏曲剧种有三百多个，可是到了2004年就锐减为260个了，而且其中有些已经名存实亡。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现实。

京剧和戏曲艺术不景气，当然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群众审美选择越来越多了，趣味变迁了，剧种本身老化了，电视冲击了等等，可是还有一些并非客观因素，而是我们自己折腾出来的。也就是说由于观念不对，政策失当，操作失误，使得戏曲艺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例如，建国之初，政务院下文件禁演26出传统戏，其中包括《四郎探母》《乌盆记》《活捉张三郎》等优秀剧目。当时是意识形态至上，根本没考虑其文化价值，也没考虑观众需要和剧团生计问题。结果是上行下效，一些地区还出了补充文件，继续追查、禁止当地那些宣扬“阶级调和”的剧目，以及鬼戏、“吊膀子”戏等等，结果是扩大了打击面，弄得戏曲的题材领域越来越窄，大量表演艺术失传。这不是瞎折腾吗？

再如，在过去没有举国计划经济的时代，京剧的演出是市场化的。所谓“铁打的剧场，流水的名角”，许多地区由剧场来组织固定的班底剧团，这样一来外地名角只要带几名合作者就可以实现巡演，流动成本很低。京剧是一个“看角儿”的艺术，由流动巡演带来观众对名角的常看常新，市场不就活起来了吗？可是后来搞公私合营，“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道命令就把流动的角儿固定下来了，剧场的班底剧团从此就“被改制”，成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制的。于是名角巡演往往需要整个剧团进行，成本大大增加，流动就越来越困难。这个情况迄今仍未改观，市场焉能不萎缩？大量中小城市的京剧阵地就是这样失去的。

今天，虽然种种极左做法已经不得人心，可是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新创剧目或为趋附功利性，或为庆典和节日服务，或者是瞄准某一种评奖，而剧目获奖之后，往往要靠政策倾斜才能维持演出，否则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折腾，让京剧能够按照自身的艺术规律发展呢？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恐怕很难一下子改观。所幸已经发现相关问题，着手院团体制改革，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设法调整文艺政绩观。

作为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对于京剧工作今后要理清思路，纠正在贯彻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并举”的过程中，重视新创而轻视继承的倾向，向国际承诺把这个“活文物”保护好。包罗万象的京剧艺术并非没有创新的空间，可是这种创新切莫未经论证就盲目投资，尤其是此类改革不可以任何形式的功利为目的。记得在昆曲成功申遗之初，出现过一个口号叫做“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这个口号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结果搞出了一些昆曲本体以外的“副产品”，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背道而驰，这个教训值得京剧界及其主管部门记取。我们期待这次成功申遗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使得京剧走上按照艺术规律发展的健康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