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四方鼎上的黄帝面容

但黄帝和蔼可亲的四张脸，在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中，几乎无迹可寻。目前现世的商代晚期人面方鼎，于1959年在湖南宁乡出土，显然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孤证。

人面四方鼎上的黄帝面容

　　“黄”和“鲧”的上古发音惊人的相似，这是十分古怪的事情。夏人总共只祭拜两位大神，而其名字的发音居然一样，在完全依赖语言进行交流的前文字时代，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唯一能加以解释的理由，就是它们为同一个神祇，而在历史传播中被人施行了分身手术。黄帝是有熊氏信奉的大神，正如此前已经论及的那样，这有熊氏之“熊”，并非大型哺乳类熊科动物的图腾，而是卵生爬行动物“三足鳖”——“能”的一种误记，这种长有三只脚足的巨龟“能”，正是地神“鲧”的本相。这种造型同一性令人更加确信，“黄帝”和“鲧”，本来源自同一个神祇。

　　黄帝作为地神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的“四面神”特征。《尸子》和马王堆三号墓帛书都透露说，黄帝具有四个面，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饶宗颐藉此断言，这种四面性，就是地神的基本属性。这种四面属性可能源于印度神话的原型。《罗摩衍那》描写梵天有四个面孔，威力无穷；《摩诃婆罗多》描写梵天有四部吠陀、四个形体和四张脸；《摩诃婆罗多》还暗示梵天的四张脸(caturmukha，也可读“四张嘴”)创造了四吠陀，如此等等。

　　但黄帝和蔼可亲的四张脸，在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中，几乎无迹可寻。目前现世的商代晚期人面方鼎，于1959年在湖南宁乡出土，显然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孤证。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人面为主体，圆眼，弧眉，高颧，阔嘴，双耳肥大，两侧上端有类似勾云纹的犄角，中间为耳纹，而下部则为手爪纹，由此描绘出一个表情肃穆、线条柔和的女神，俨然是一位大母神的写实主义形象。但跟埃兰女神祺里里莎的形象相比，她似乎更接近蒙古北亚和东亚种，具有典型的扁平脸庞、高眉骨和高颧骨，唯有眼睛保留了西亚种大而圆的特征，由此散发出浓烈的“混血”气息。

　　这尊人面方鼎的高度为38.5厘米，内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刚好可以置入一个人头。鉴于通古斯商素有烹煮人头的悍俗，这尊古鼎的用途，就显得十分诡异。如果按照饶宗颐的推论，这是黄帝本人的形象，那么它就意味着一次严重的违制之举。在向神献祭的仪式中，鼎是用来烹煮敌人首级(“牺牲”)的，所以只能使用敌酋的纹饰符号。现今存世的绝大多数鼎器，都以所谓“饕餮纹”现身，而这一纹饰的主体不是别人，正是黄帝的死敌榆罔(蚩尤)。把黄帝送上鼎壁，无疑是严重的犯上，显示铸鼎者有谋反作乱的嫌疑。但正在兴起的楚人，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北人的刻板礼制。楚人所奉行的巫术逻辑也许正好相反——牺牲品的主神，占据鼎器上最显赫的部位。

　　“四面神”所呈现的方向性，可以被视为土地的一个重要指标。黄神受祭的时代，部落酋长们靠征战和掠夺土地而获取权力，把黄当作地神加以信奉，似乎无可争议。当年子贡曾问孔子说： “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答道：“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也。”后世流行的“五帝”之说，正是“孔子之说”的精密翻版。在这个政治图式中，黄帝位居大地的核心，而他的四个面，分别对着东边的伏羲、南边的炎帝、西边的少昊和北边的颛顼。《太平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称，“四帝”不断兴风作浪，制造兵戎事端，爱好和平的黄帝被迫起兵，“以灭四帝”。“四面”的意义，在此已经昭然若揭——它不仅要表达关于地理空间的方形概念(与圆形的天对应)，更要宣示一种至高无上的中央霸权。

　　黄的性格呈现为某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他既有英雄和仁慈的一面，也展示出残暴乖戾的一面，这似乎是世俗帝尊在神坛上的一次真切投影。黄展示出猎人部落的集体性人格：好斗、嗜血、对猎物毫不留情以及强悍的复仇意志。这些暴虐的风格是猎人战胜农人的秘诀。在东亚的舞台上，黄与炎的对弈，从一开始就分出了胜负，他是游牧民族征服并统治农耕民族的象征，也是操纵华夏民族历史进程的基本语法。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