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岭南主要理学人物缕述

　　宋代理学，萌生于北宋仁宗时期。宋室南渡后，广泛传播，遂蔚成大国，至理宗时期，终于占据统治地位。宋末学者周密著《齐东野语》卷11《道学》曰：“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馀蕴”。“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由此可知，至宋末，称为理学大家者，继二程（伊洛）之后，公认者乃张栻（敬夫）、吕祖谦（伯恭）、朱熹（元晦）三人；得与三大师并提者，尚有张九成（子韶）、陆九渊（子静）二位心学大师。

　　上述诸人中，张栻、朱熹、陆九渊在岭南均有传人。

　　明人郭棐撰《粤大记》一书，在“献征类”中，于卷14专立《理学正传》一节，于明代理学大师陈献章之前，共录宋人梁观国以下8人，而以唐人赵德冠首。

　　《粤大记》云：“（赵）德崛起于盛唐，文章气节，卓有植立，为潮学宗”。赵德是否为潮学开山人物，姑置不论；然仅因其服膺韩愈，得韩愈称颂，即列为岭南理学人物之首，未免不当。赵德实与宋代之所谓“理学”无涉，不得列为岭南理学人物之首，故略而不论。因此，则当以宋人梁观国为首了。

　　梁观国(1088——1146)力斥老佛，与理学家胡寅交往密切，并为胡寅所称颂。但是，从胡寅《斐然集》卷26《进士梁君墓志铭》所载梁观国的言行考察，他实非理学人物。因此，梁观国也不应列入岭南理学人物中。

　　如此，《粤大记》所录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仅郑南升、简克己、陈去华、黄执矩、郭叔云、李用、陈庚等7人而已。然考诸史册，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不止此7人。今按师门同异，缕述如下。

　　一、程朱之学

　　程朱之学，乃宋代理学之正统，由周敦颐至二程（程颢、程颐）至朱熹一脉相传。程朱之学在岭南的传人，约可分为四途。

　　1.宗濂洛之学者：周舜元、李用

　　周舜元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因大臣吕公著、赵抃之荐，周敦颐(1017——1073)得授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刑狱，治事于韶州（今广东韶关）。周氏“尽心职事，务在矜恕”，颇有治绩①。他任职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韶州逾五载。

　　周舜元崇仰周敦颐与二程。他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任韶州知州后，即于州学讲堂的东序，建祠堂祭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焉②。这无疑扩大了周程之学在韶州的影响。据明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79《韶州府·祠庙》记载，此祠在明代仍存，名为“先贤祠”。

　　李用

　　李用，字叔大，东莞（今属广东）人。他生活在理宗（1225——1264年在位）时期，大约与李昴英(1201——1257)同时。明人黄佐《广州人物传》卷9、明人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79、《粤大记》卷14、《宋元学案补遗》卷12等处载其事。

　　李用，少小丧父，事母极孝爱，尽礼，虽在盛暑，侍母侧未尝去巾袜。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规矩，鄙慢之气不形也。

　　起初，李用与当时士人一样，潜心于学习科举之业。后来，他读到周敦颐与二程的书后，即弃科举之业，杜门不出，潜心理学，只有亲友结婚或家族祭祀时才出家门。就这样，李用苦心学习30年。于是践履日益熟，开馆授徒，士之从学者，馆无虚日。他自号“竹隐”，人遂称之为“竹隐先生”。李用所著《论语解》一书，“究明伊洛奥旨，以溯洙泗之源，训诂明白，便于讲诵，学者传习之”。李昴英曾将《论语解》一书进献于朝廷，于是授李用以校书郎之职，但李用不就，不久，迁承务郎以旌其高节。宋理宗亲自书写了“竹隐精舍”4个字赐给他。

　　李用精研周程之学30年，著《论语解》阐明程朱之学的渊源，且大开门馆，广授生徒，传播程朱之学于东莞一带，堪称传播程朱之学于岭南的功臣。但他见知于朝廷，获皇帝褒扬，要有赖于李昴英，可知其影响还是有限的，还无法与李昴英所传播的“菊坡之学”相匹敌。

　　2.闽学高徒：郑南升 郭叔云

　　郑南升，字文振③；郭叔云，字子从，俱为潮阳（今属广东）人④。其事迹具载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粤大记》卷14、《宋元学案补遗》卷69等处。

　　郑南升与郭叔云是迄今所知直接跟从朱熹受教的仅有的两位岭南人士。《宋元学案补遗》卷69云：“绍兴中，朱子倡道东南，与郭叔云同往从之”。

　　按朱熹(1130——1200)办学，始自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任同安县主簿时，大倡其学，则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任南康军知军时，复建白鹿洞书院后。既云：“绍兴中”，则当在绍兴二十三年矣。如是，郑南升、郭叔云跟从朱熹求学，可谓早矣。《粤大记》卷14载：“文公（朱熹）没，（郭叔云）与北溪陈淳讲论先后天、太极图、易书之旨，卓然自得云”。据宋·王柏《鲁斋集》卷12《郑文振帖跋》，郑南升在朱熹晚年返回福建建阳考亭后，仍随侍朱熹身旁。王柏并称郑南升为“建人”。由上述两书可知，郑南升、郭叔云追随朱熹，直到其死，合共约48年之久，可谓长矣。由此亦可推知，郑南升、郭叔云青年时即逾岭北上，从学于朱熹，辗转追随至福建，直至朱熹之亡。二人晚年是否重返岭南，史无明载。但郑南升在朱熹死后39年——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编辑的《朱子语续录》中尚有记载朱熹讲学之语，郭叔云在朱熹死后与陈淳讨论学问，则二人应当是至死未重返岭南。王柏《鲁斋集》卷14记郑南升为“建人”，即是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