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历程与展望

营造学社测量的应县木塔

      如同其他传统手工业技艺，有关建筑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手工业时代也主要掌握在工匠手中。这种情况，中外概莫能外。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持有者，工匠们在每天的劳作中想的是如何改进、翻新这门技术，使自己做得更好，或者更省力。

      工业技术的出现，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崛起，使得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城镇逐渐转型为现代工商业城市。工业化生产以及日益密切的商业往来，对建筑物、街道等交通运输系统、城市公共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如何改进和提高建筑工程技术、机械技术以及交通运输能力。这从根本上激发人们有意识地研究各种实践技术的历史，其中就包括建筑。

      在这之前，人们大多倾心于年代久远的古人类遗迹、古代城址和墓葬，并没有意识到古代建筑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当然也少有人自觉地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作为一个公认的行业，建筑师的职业化要一直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伴随建筑技术的现代工业化转型得以完成。

      现代工业技术和工业化生产方式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因而，中国的技术史研究大体上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早期归国留学生的带动才逐渐开始。此前，主要是欧美和日本学者从事这一研究活动。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由来已久。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族工业和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在整理日本本国技术史的时候，很多方面都要追踪到中国，建筑史首当其冲。从二十世纪伊始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们几乎遍寻中国各地追索中国古代建筑源流，试图为日本本土建筑历史提供线索。但是我们知道，宋以后中日之间海上交往逐渐减少，日本本土建筑的营造技艺逐渐自成一体，此后更是在工程技术和风格特征方面，与中国明清时期建筑、民居以及城镇街道格局形成了较大差异。日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因子的学习和传承，因此基本上主要集中在中国唐宋时期。二十世纪中期先后来到中国进行古建筑考察的日本人关注较多的，也是地面尚存的明清以前比较重要的单体建筑遗产。竹岛卓一，便是其中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在日本出版了《营造法式之研究》，主要总结了日本关于中国宋以前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因此总体来看，日本人并不掌握中国明清时代的官式建筑、民居和城镇的发展状况，也无法基于现存最多的明清建筑文化遗产，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完整上溯。这使得日本人早年从中国获取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考察资料和研究成果，相对于中国今天的古代建筑研究而言已显得十分有限。

      不过，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是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在国际广泛交流的今天，城市化对各国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压力，我们正得以从此类文化传播现象中，看到属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如何在其他文化中得以传承和表现。事实上，日本的存在为中国提供了诸多自我反观的机会。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传承，具有一种非常宝贵的整体性，兼顾了中国古代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多个方面，不仅仅是营造技术，与之同源的还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古乐演奏技艺、书法、禅宗和唐宋茶道等。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元素之间的紧密联系，既能够很好地相互诠释、彼此印证，同时也可以极大地扩充我们今天对历史史实的全面了解，帮助我们建构起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中心或载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得益于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与文化的潜心研究，中国人自主进行的中国古建筑考古以及古代建筑史梳理，随着技术史兴起的社会浪潮逐渐取得了早期发展。通览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学理论研究的总体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研究和理论探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遗址考古到广义建筑学理论和人居环境科学理念的演进过程。以时间为线索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1949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第三个时期，自改革开放至今。正是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引领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研究顺利实现理论转型与拓展，更从认识层面推动中国建筑学一般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立足地方社会、立足民族文化传统等主体文化因素的科学道路。

      一、主要历程

      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前

      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起始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1949年以前，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最为艰苦的战争岁月。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营造学社，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异常宝贵的基础。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于1929年，是由朱启钤私人集资创办的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朱启钤先生非常热衷中国古代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对古代建筑更是情有独钟。但是，朱启钤本人并不精通建筑工程科学，古建研究主要通过历史文献，因此，1930年也就是学社创办的第二年，朱启钤专门聘请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专门主持学社的专业研究工作。

      1930年至1937年，短短六年的时间里，在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的主持下，学社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奔赴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浙江、四川、云南等省200个县城，实地调查实测了一批已知的重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同时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实测了一批新的重要古建筑，比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榆次雨华宫北宋建筑、易县开元寺辽代建筑等。在调查实测已知或新近发现的古代建筑的同时，营造学社对照实物整理了宋《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官式建筑专书。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对这两部专书所进行的整理和注释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为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历史和营造原理打开了大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除了对尽可能多的文物建筑进行清查、实测，积累宝贵资料，同时，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之外，掌握科学的文物建筑断代方法也至关重要。通过对汉代建筑、辽金建筑以及唐宋佛塔的调查和测绘分析，营造学社积累下来的关于建筑年代断代的经验和科学方法也一直被沿用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