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黎阳仓与回洛仓遗址调查与发掘获重要成果

      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初露端倪

      ——隋代黎阳仓与回洛仓遗址调查与发掘获重要成果

      “民以食为天”“广积粮”是自古以来任何政权存续的头等大事。隋代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高峰时期。《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6年）“始建东都，……新置兴洛及回洛仓。”“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这些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国有粮仓对隋朝的兴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的回洛仓和黎阳仓更成为隋末政权争夺战中起决定作用的著名战略因素。为配合中国大运河“申遗”，在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自2011年以来，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首次对隋代黎阳仓遗址和回洛仓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成果。通过细致、严谨、科学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掌握了两处仓城遗址的范围、道路、仓窖、管理区等总体布局以及漕运相关的情况，清理出的主要遗迹有仓城城墙、护城壕沟、夯土基址、仓窖遗迹、道路、漕渠和大型建筑基址等。

      隋代黎阳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大伾山北麓，东邻黄河故道，东北距黎阳城遗址约1公里，西距卫河（永济渠）约1.5公里。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周长约1100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残宽5.5米。护城壕位于东墙东侧3.5米左右，宽3.9米。壕沟底中部发现与沟同向的两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径在0.12——0.18米之间。在东墙外侧约10米处还有另外一道壕沟。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一处漕运沟渠遗迹，南北向，口宽约8米，渠的南端发现有砖砌残墙遗存。在渠西北侧，勘探出一东西长40米，南北宽25米的夯土台基。从仓城的总体布局推断，仓城的西北部应为粮仓漕运和管理机构所在位置。目前已探明储粮仓窖84个，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小的8米左右，大的14米左右，大多在10米左右；窖底距现地表最浅3.8米左右，最深约7米。总体上看仓窖排列基本整齐有序，仓窖南北向大致有七排，东西向排列，除东北部外，每排10个左右，排与排间距10米左右；窖与窖间距最近3.5米，最远10米。目前完成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已发掘清理的3座隋代仓窖（编号为C6、C16、C18）中，C16窖口至窖底现深约4米，在已发掘的窖口东半部发现均匀分布的4个近圆形柱础，直径0.26——0.52米；C18窖口至窖底深约2米，在已发掘的南半部窖口半周发现有5个方形柱础，大的长0.60米、宽0.35米，小的长0.35米、宽0.30米，窖底中心有中心柱础遗迹；C6窖口直径约12米，窖口至窖底现深3.2米；窖口周围清理出12个圆形或长方形柱础遗迹。经过对窖内近底部残存的粮食遗存初步检测分析，其为带颖壳的粟、黍等谷物。隋代黎阳仓废弃于唐初，北宋晚期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有“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目前对黎阳仓遗址的更全面认识，如仓城的最终范围、仓窖的最多数量、与大伾山之间的关系以及漕运水系的更多情况等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另外，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隋代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从出土的建筑遗迹遗物特征判断，这里可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黎阳仓的所在地点。

      隋代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的东北部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地处邙山南麓的缓坡带。遗址南距隋唐洛阳城外郭城北城墙1200米，西距瀍河200米，向南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相连。2004年曾对回洛仓遗址进行过小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在清理的三个仓窖之中的C56内出土有一块阴刻有“大业元年”四字的砖块。2012年初以来，经过钻探调查和考古发掘确认，回洛仓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墙宽3米。仓城分为中部的管理区、东西两侧的仓窖区、道路和漕渠几部分。仓窖成组分布，整齐排列，间距8——10米。在已经完成考古钻探的约8万平方米范围内，已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220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目前完成发掘面积4800平方米，已发掘清理出完整的仓窖4座（C3、C46、C47、C140）、仓城内主要道路2条，仓城外北部道路4条。仓窖的形制结构相同，均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其形制为在窖口外先挖一宽约3米，深1.3——1.7米的圆形基槽，夯土填筑，目的是防止窖口塌落和渗水。圆形基槽开口直径残宽13——17米，推测窖口直径约10米，底径7米，窖深7——9米。窖壁和窖底均经过修整和夯打，窖壁上涂抹有一层厚约20——25厘米的青膏泥，青膏泥壁面呈红褐色，表面坚硬，系经较长时间的火烤后形成。仓窖底堆积分为自下而上的青膏泥、木板、苇蓆三层，其中木板采用环窖心的同心圆形方法铺设，板宽约20——23厘米、厚3厘米。在仓窖近底部，清理出有较多应属于仓窖地上建筑盖顶的炭化草秆及草叶，部分草秆还基本保持塌落前的“人”字形屋顶形状，厚20——23厘米；在“人”字形草顶的顶端内侧清理出腐朽的圆形木棍，直径7厘米。根据对仓窖底部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和植硅石检测，确定143号仓窖存储的粮食品种为单一的黍。仓城内清理出东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条，东西方向道路宽28米，南北方向道路宽40米。仓城外北部清理出东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条，东西向道路宽5.7米，南北向道路宽26米。通往回洛仓管理区的漕渠遗迹宽20——25米，钻探深6.5米，目前仍在发掘之中。隋代回洛仓废弃不晚于初唐。

      作为代表隋代不同类型的大型国有粮仓——黎阳仓和回洛仓遗址的同时发掘，以极为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的高超水平，以及储粮的种类。两处仓储遗址的发掘相互补充地提供了隋代地下储粮技术的各个环节，对于研究和复原隋代大型粮食仓储全过程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价值。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等，例如这里的仓窖大而深，容量大，数量更多；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性质特征，如这里的仓窖口大而较浅，便于粮食的储备和转运等。两处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目前，两处仓储遗址考古公园的建设也在同时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