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锋：明清时期泰山神祇地位变迁探究

      【作者简介】孟昭锋，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孟昭锋(1984—)，男，山东新泰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文化与社会地理。

      【内容提要】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大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关 键 词】明清时期；泰山神；碧霞元君；地位变迁；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2)03-0104-08

      一、明代以前泰山主要神祇地位

      (一)泰山神悠久的信仰历史与明代以前的独尊地位

      泰山亦称太山、岱山、岱宗。“岱，大山也，从山，代声。段注：大作太者，俗改也。域中最大之山，故曰大山。作太，作泰，皆俗也。”、“太，古文泰如此。段注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1](P765、982)以大而著称的泰山，先秦时期已成为人们崇祀的对象。《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2](P326、327)其后，“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3](P74)《谷梁传》亦云：“邴者，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141(P26)文献记载外，据《山东泰安发现古代铜器》和《山东泰安发现的战国铜器》记述：1954年4月，在泰山脚下的更道村南(即泰山灵应宫前400米)，窑场工人取土时，先后发现3件铜罍及1件铁盘。而后又清理出铜罍3件。祭祀坑呈长方形，器物东西排列井然有序。王献堂先生对此鉴定为楚器，杨子范先生也从罍的形制及铭文断定为楚器无疑，认为是战国时期楚国专祭泰山之物。祭祀坑的出现，填补了先秦时期泰山崇拜资料中缺乏典型实物的空白。[5](P32)

      封禅特指帝王对山岳的崇拜与祭祀，是山岳祭祀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盛典。古代帝王(除武则天封禅嵩山外)都将泰山作为封禅的舞台，使泰山在域内名山大川中的地位得以凸显，“环区中而山者万，不啻也岳为最；环区中而岳者五，不啻也岱为最，故曰岱宗”[6](P6)。《管子·封禅篇》中有关于泰山封禅的记载，惜已佚。《史记·封禅书》对其有所征引：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7](P1361)

      姑且不论是否有七十二王封禅泰山之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尚无权封禅泰山，可见泰山地位何等之崇高。司马谈亦将不能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之事看作终身的遗憾，其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7](P3295)从中可见泰山的影响之大及封禅泰山之荣耀。

      在早期帝王的巡守和封禅中，泰山只是他们告天祭地的场所，随着秦皇汉武等帝王封禅盛典的完成，泰山也因其特殊地位完成了神灵化、人格化、民间化的过程。西汉出现了“泰山治鬼说”，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死者神灵归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8](P2980)魂归泰山的理念已渗透到少数民族思想之中。东汉《刘伯平镇墓券》上有“生属长安，死属大山，死生异处，不得相仿”之语；《残镇墓券》亦有“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9](P360、361)的铭文。此外，两汉魏晋时期的小说、道书、文学作品中，都涉及泰山神—泰山府君的形象，并且泰山神已有了妻子儿女。可见，两汉魏晋时期是泰山神人格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10](P55)

      泰山神人格化之后，历代帝王对其不断加封，泰山神出现了国家化和帝王化的倾向。东岳帝君“神农朝赐天符都官号，名府君。至汉明帝封泰山元帅”[11](P46)。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唐朝礼乐制度已趋于完备，遣使致祭制度亦已形成，岳镇海渎之祭日益完备，而岳镇海渎相较，祭祀五岳、五镇官员的官阶较高，祭祀四海、四渎官员的官阶较低[12](P61)。可见，岳镇海渎首推五岳，而五岳又首举泰山。唐代，泰山庙已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且东岳行祠已出现，“泰山府君祠，在(鱼台)县西十二里”[13](P266)。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礼毕，“诏加号泰山天齐王为仁圣天齐王。五年(1012)又诏加东岳曰天齐仁圣帝”[14](P758)。随着帝王对泰山神的加封与推崇，其影响日渐扩大。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降敕称：“越以东岳地遥，晋人然备蒸尝，难得躬祈介福，今敕下从民所欲，任建祠祀。”[15](P268)自此，东岳行祠在各地纷纷建立，泰山信仰日益深入人心。宋代已出现了专门祭祀泰山的香社，其所信奉的神祇是泰山神，其组织形式已相当成熟，且完整意义上的泰山庙会亦已发展成熟[16]P120-128)。

      金元之际，东岳行祠进一步普及，山西芮城金泰和三年(1203)《岳庙新修露台记》载：“夫岱岳者，首载于国家祀典。今则天下之广，一郡一邑，莫不卜地建立行祠。”[17](P53)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诏封泰山神“天齐大生仁圣帝”。泰山信仰日盛，导致泰山庙会进一步繁荣，并引起士人的不满。至元二十八年，东平人赵天麟上策元廷：“东岳泰山，本为天子封禅、藩侯当祀之地，现在有倡优戏谑之流，货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来者，干越邦典，渫渎神明，停废产业，耗损食货亦已甚矣。”[18](P219)从四方香客“不远千里，提挈全家至”的描述，可看出此时泰山信仰之盛及其影响之大。总之，明代以前，各府州县已绝大多数建立起东岳庙，泰山神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