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复仇现象看“礼”对“法”的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

　　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的法令屡屡见诸文献记载。建安十年，曹操下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P27)。魏文帝黄初四年下诏：“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5](P82)魏明帝时又对此法作进一步补充：“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6](P929)《晋律》规定：“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7](P1550)梁武帝太清元年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8](P92)北魏拓跋焘太延元年十二月下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9](P86)北周规定：“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10](P68)，“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11](P708)。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法令会被反复提出、明确记载于史籍呢？按照常理推测，法律是现实的反映，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复仇相残的风气太盛，所以有必要制定法律，以法律的强制力加以遏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复仇现象比两汉时期大大减弱。彭卫先生曾经做过统计，汉代见于史籍记载的整个中国复仇事件为59例。[12]应当指出，实际数字要大大高于此。这些汉代典籍记载所反映的复仇现象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当代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概括秦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复仇之风，秦、汉时尚极盛。”[13](P638)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期。兹将这些事件胪列如下：

　　西晋2例。索为兄报仇，手杀37人，“时人壮之”[6](P1650)。张兑为父报仇，被捕入狱，县令乔智明怜其有妻无子，停其狱，会赦得免。[6](P2337)

　　十六国1例。前赵刘聪西扬州刺史王广被蛮人梅芳所杀，王广女美姿容，被梅芳强娶，于暗室中刺杀梅芳，未遂。[14](P2025)

　　东晋5例。沈充为部将吴儒所杀，其子沈劲为父报仇，族灭吴氏。[6](P2567)宗室司马无忌，其父司马承在王敦之乱中被荆州刺史王廙所杀。成帝咸和年间，江州刺史褚裒赴任之际，司马无忌及丹杨尹桓景等饯送于版桥。时王廙子丹杨丞王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仇，拔刀将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获免。[6](P1106)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江县令江播所害，后江播死，桓温乘其丧事之机，诡称吊唁宾客，尽杀江播之子。[6](P2568)吴兴乌程人王谈，父为邻人窦度所杀。王谈阴有复仇志，十八岁时，手持锋利的农具，假装农夫。窦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王谈潜伏草中，窦度刚走过来，王谈于桥上用农具将窦度杀死。[6](P2273)东晋末，沈林子之父沈穆夫参与了孙恩起义，被宗人沈预告发而被处死，沈林子与兄沈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沈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沈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杀沈预，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沈预首祭父、祖墓。[7](P2453)

　　南朝宋4例。颍阴人苟琼，15岁时为父亲复仇，在成都将仇人杀死。[8](P649)明帝泰始二年，长城人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钱仲期子钱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浦埭逢奚庆思，手刃杀之。[7](P2257)南阳叶人宗越，父为蛮人所杀，杀其父者尝出郡，宗越于市中刺杀之。[7](P2109)清河人傅灵越的哥哥傅灵庆被从叔傅乾爱所害，傅灵越毒杀傅乾爱，为兄报仇。[9](P1555-1557)

　　南朝齐3例。吴兴人闻人复，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15](P1819)广汉郪人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15](P1845)朱谦之母墓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朱谦之手刃朱幼方，诣狱自系，武帝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朱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16](P962-963)

　　南朝梁7例。侯景乱梁，立萧纲为帝。梁宗室萧谘与王克、殷不害日夜陪伴萧纲。后南康王萧会理密谋除掉侯景失败，王克、殷不害惧祸疏远萧纲，萧谘不忍离开，朝觐无绝。侯景恶之，令其仇人刁戌刺杀咨于广莫门外。[15](P1298)广平张景仁，其父梁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张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遇韦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15](P1843)杜叔毗，萧梁时兄、侄被曹策等人陷害。后曹策等人降周，杜叔毗白日手刃曹策于长安。[10](P829)淳于诞，其父淳于兴宗，萧赜时任南安太守。淳于诞年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虽童稚，而哀感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9](P1592)来护儿，侯景之乱时，伯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来护儿乘其有婚礼，结客数人，直入其家，引陶武子斩之，乃以其头祭伯父墓。[17](P2590)范阳人成景俊，其父成安乐任北魏淮阳太守。梁天监六年，北魏常邕和杀成安乐，以城投降萧梁。成景俊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也投入南朝梁。普通六年，常邕和为鄱阳内史，成景俊购人刺杀之。不久，又收买常邕和家人鸩杀其子弟。[15](P1844)巴西充国人侯瑱，其父侯弘远，世为西蜀酋豪。蜀人张文萼据白崖山，有众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侯弘远征讨之。侯弘远战死，侯瑱固请复仇，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张文萼。[18](P153)

　　北魏4例。乐安人孙益德，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9](P1883)河东闻喜人吴悉达，父母为人所杀，弟兄三人，年并幼小，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9](P1885)李德广之父李彦在秦州刺史任上被叛民所杀，李德广随军西征，战捷，乃手刃仇人。[17](P3323)平原鄃县人孙男玉，丈夫为灵县民所杀。孙男玉兄弟追执仇人，孙男玉亲手以杖殴杀之。[9](P1980)

　　北齐1例。崔达拏，娶高洋侄女乐安公主为妻，妻子在高洋处讲婆婆坏话，致使崔达拏母亲被杀，北齐灭，崔达拏杀乐安公主以复仇。[19](P406)

　　北周2例。后梁柳雄亮之父柳桧在太守任上被反叛者黄众宝所杀。后黄众宝率众归顺北周，北周朝廷待以优礼。数年后，柳雄亮手刃黄众宝于北周京城。[10](P827-829)孝女王舜，其父被从兄王长忻所杀，姊妹各持刀，手杀长忻夫妇，以告父墓。[17](P3009)

　　无法确定朝代3例。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其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署前手刃仇人。[14](P2207)卫义姬丈夫有先人之仇。仇家来报，丈夫避之。仇家得卫义姬，问其丈夫所在，乃积薪燎之，卫义姬遂不言而被烧死。[14](P2207)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欲报夫而无道，闻其妻孝义，乃劫其妻父……父呼其女而告之计。节女念不听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代。欲以身当之，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而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视之，乃其妻之头也。[14](P2207)

　　上述事件总共有32例，显然比两汉时期少了许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应当视为历朝历代不断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除此，笔者认为，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融合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两汉时期的礼制，是“推士礼以及天子”，即以冠、婚、丧、祭、乡、相见六礼为基础，进而扩大到天子祭祀、治军等国家层面。六礼与国家大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大礼虽然是由“士礼”推及的，但具有不可侵犯的法律效力。如对皇帝不敬，诸侯对祭祀皇家宗庙的贡金不合标准等，都要判以重罪。然而六礼部分却与国家大礼若即若离。此时的礼法关系又是“援礼入法”的初级结合，在面临民间复仇相残这类事物时，礼与法的冲突则表现得十分尖锐，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礼处于支配地位。“杀人者死”是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只是原则，具体到谁杀了人，杀了什么人，为什么杀，则有千差万别，法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无能为力而屈从于礼。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经过了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礼与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最终形成有机的整体。礼有法的效力，法有礼的精神，在面临复仇残杀的社会现象时，礼与法变得可以协调。因此，一系列禁止仇杀法令的颁布，不仅没有表现为与礼的尖锐冲突，而且还与之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