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中山装当道 中国传统服饰何去何从

《外滩画报》：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中国人的着装基本上已经完全“欧化”了。实际上全世界的人的着装如今都差不多(除少数地区以外)。传统的服装元素流失，在你看来没有一点可惜吗？

袁仄：当然是遗憾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在经济领域可以统一，但是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会导致文化过于单一。我认为服装还是应该保持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不过反过来也该承认，工业文明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基本上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宽袍大袖根本不符合工业生产的趋势，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消亡。

《外滩画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当年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可能西方国家会受到我们的民族服装的影响，是吗？

袁仄：这个问题我很欣赏。假如当年中国率先进入工业时代，我想我们的传统服饰也会经历改良，可能最后是别人向我们学习。不过，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服装。

《外滩画报》：你在书中提到，旗袍手艺失传，制作质量有所下降，如今又没有适合的穿着场合，因而旗袍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广泛流行，反而变成酒楼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服。为什么在日本，我们看到妇女们还是会穿着和服，但是在中国，旗袍的生命力却无法延续呢？

袁仄：长衫、旗袍被淘汰，其原因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如果不是出于我们都知道的原因，这两种服装是有可能延续下来的。如果延续下来了，那么它们在当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就跟日本的和服一样。在日本，和服的传统没有中断，它今天还是被作为一种礼服来穿着。

《外滩画报》：按照目前的情形看，由于人们早就放弃了中国传统服装，很多这一领域的工艺也无法挽回地失传了。在一种服饰文化已经不再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下，你认为要如何保留它？

袁仄：1949 年以后的30 年，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我们对生活、服饰的要求粗鄙化了，社会提倡平等、朴素，很多制衣技术和工艺也衰退乃至消亡了。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地我们找回了一些工艺，但是由于急功近利，相应的产品有很多都比较粗俗。举个例子，缂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丝织工艺，又叫做“通经断纬”，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一个优秀的缂工，用一天时间也只能完成几厘米缂丝而已。由于这种工艺主要为皇家服务，在清朝覆灭之后，用的人就越来越少，解放之后，缂丝基本衰落了。而和服的腰带就是用缂丝制作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工艺又有所回暖，但是今天的技艺、品位、质量都无法再达到明清时期的水准了。

《外滩画报》 ：目前也有人在重大场合选择穿着旗袍、唐装。以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当今人们在穿着古代服装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普遍的误区？制作工艺这方面呢？

袁仄：中国传统服装有很多基本要素。举个例子：右门襟，又叫右衽。2000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服饰，无论男女都是右衽，也就是左边的衣襟往右搭。左衽是胡人的穿戴。如今的不少中装，却是按照西洋服装式样，男的右门襟，女的左门襟。再举个例子：如今我们常见的唐装，其面料上的团花非常醒目、亮丽，事实上，传统男装的面料采用的都是暗花，是很高雅的。陈丹青有一次和我聊天，戏称现在的唐装都是寿衣——只有寿衣才采用这样的花样。

我曾经很希望中国官方可以出面寻找创作一种符合当今中国人特点的礼仪服装。但同时我也知道，在短时间内要拿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日常服装形态，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不太可能完全用制度或者法律来规范服饰，而是要通过民间的引导。我认为近百年来中国最好的服装就是旗袍和中山装。当年旗袍的演化也经过了好几十年，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才变成我们今天熟知的样子——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因素，旗袍到了今天可能会演化出新的形态。它的创造者是大众，而不是某个设计师。我认为，中国人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是没法指望一个大师可以解决的问题。

《外滩画报》 ：为什么你选择了中山装，而不是唐装？

袁仄：所谓的唐装，其中这个“唐”字对许多人造成了误导。其实它与唐朝无关。唐装主要是海外华人穿着的一种服装。由于他们生活在唐人街，自称唐人，所以把这种服装称为唐装。实际上，它的原型是民国时期在我国流行的一种立领、盘扣的中式服装，穿着者是下层劳动人民。这种服装其实和西服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它是装袖而非连袖。并且它在清末、民国时期就有了，到今天为止，不存在显著的创造性。

《外滩画报》 ：中国元素在最近十年以来经常出现在欧美时装品牌的设计当中。你认为中国古代服装的元素有哪些是比较适合，也比较容易转嫁到当代的服装上的？

袁仄：比较适合采用的元素有立领、盘扣、门襟的形态，以及一些装饰元素。如今的西方设计师也常常会在设计中采用中国服装元素，有的可能只是猎奇，我觉得这也无可非议。不过，目前中国的设计师对我们的传统服装形制其实也不太了解，所以大家都是很粗鄙地在做。

《外滩画报》：对于一些民间团体发起的汉服复兴活动，你有什么看法？他们究竟能够为当代人的穿着方式造成多大的影响？

袁仄：我和一些倡导汉服的团体交流过。一开始，我觉得他们挺可爱，但后来我发现，他们走入了民族主义的狭隘误区。在他们的历史图表上没有元、清的位置。任何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如果一种文化纯而又纯，那就必然要消亡。所以，盲目地复辟汉服，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服装应该提倡改良创新，否则，后人只要把祖先的衣服拿来穿就行了。

《外滩画报》：今天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能出大师级的设计师。在这点上，你有什么预期？

袁仄：我不太赞成中国现阶段就出现所谓的“大师”。当今的中国还没有能称得上是大师的设计师。将来也许会出现优秀的设计师，但是如今的时代氛围越来越多样化，像Christian Dior当年那种一言九鼎的年代是不可能再一次到来了，时装业不会再让一个人来决定裙子的长度。今天的设计师只能服务于某一个人群。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要认为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穿着。服装的改革，需要从上而下，共同选择。

《外滩画报》：那么根据你的观察，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做这方面的选择了吗？

袁仄：好像现在还没有。

袁仄，1948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苏州丝绸工学院，文学硕士，哲学硕士，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从事服装史论、传统服饰文化抢救及设计艺术史等方面教学研究。与夫人胡月合著的《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一书从政治、社会、文化角度立体地勾画出中国人100年来穿衣现象中的时代烙印，于今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