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两次“废除中医”风波

甲午中日战争，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传统中医药学的命运。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学潮，自189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中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5万人。这批人学成归国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对传统中医药学大多抱持否定态度。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1908年光绪病逝，太医院随即被废止，从此，传统中医药学的合法地位被彻底剥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确立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

1916年，著名西医学家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从西医角度出发，彻底否定了中医基础《黄帝内经》，一场关于中医理论是否科学、是否有存在必要的大论战就此展开。1922年，中西医汇通派代表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正面回应余氏的挑战，但在倡导“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浪涛下，恽铁樵等人的抗争活动显得孤独而苍白。梁启超就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5年3月，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因肝癌住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中医治疗，并因此而受到对中医素有成见的鲁迅的肯定。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唯一接受中医治疗的自由主义大师、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胡适的经历颇令人感慨而无奈。1920年，胡适患了肾炎，他请来西医为他诊治，当时既没有抗生素，又没有激素，西医束手无策。后来，中医陆仲安为其看病，几剂药下去，病就痊愈了。但是，胡适自始自终对陆仲安医好他肾炎之事有所隐讳。胡适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说出了真情。他说，胡适一向倡导科学，且一直认为中医不科学，怕把这件事说出去会对科学的发展有害。

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对中医的否定，以及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群体的发难，传统中医药学被视为旧文化的核心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受到猛烈的批斗。

中医药学在血雨腥风中艰难突进。

20世纪初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广东是各种外来思想和本土思潮冲撞激荡的中心。随着否定和取缔传统中医药学的声浪日渐高涨，广大中医药界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生存和发展，中医药界必须像西医一样结团集社、兴办医院、开办教育机构，通过壮大实力来争取抗争的主动。

在浮躁而抑郁的时代，那些主宰社会潮流的所谓精英们有时难免短视，短视总是与破坏相伴相生，文明的创痛往往由此而来。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行政工作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爆发了全国性的中医风潮。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医反迫害斗争进入高潮。由于中医药界和人民群众的抗争，国民党政府为缓和矛盾做了些让步，批准成立中医国医馆，这成为30年代中医反迫害斗争成果的重要标志。

如今，一场场暴风雨已经风消云散，“废除中医”的声音虽时有起伏，却再也阻挡不了时代对它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