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教育源远名士流长

北京过去有三条史家胡同，分别位于崇文门外、广安门外和朝阳门内。现在要介绍的这条史家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属朝阳门街道辖区。近几十年，其以史家胡同小学而闻名于京城。

史家胡同究竟是谁的杰作？在那些青砖背后，屋檐下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档案史料实地调查能为我们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还原。

从元代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条胡同，只是我们难以弄清它当时叫什么火巷罢了。它作为规划元大都的骨架之一，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史家胡同明朝属黄华坊，据传是因当地史姓大户而得名。早在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史家胡同”就赫然在目。我们在胡同东口路北甬道内的西墙上，还发现了许多明代弘治年间广顺窑的建筑用砖。清朝，史家胡同属镶白旗，在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史家胡同的全貌。民国时期，史家胡同属内一区。新中国成立后属于东单区。以后，东单区与东四区合并后属于东城区。

当我们翻开史家胡同的档案史料，就会发现胡同里掩藏着那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反映最多的就是胡同里的文化教育和曾经住在胡同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名人了。这同时也构成了史家胡同历史文化的特点。

史家胡同的教育渊源

北大清华两名校长在此考试赴美留学

早在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在胡同西口建立了左翼宗学，到现在已有287年的历史。民国初年，左翼宗学改为市立第二中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中学迁至与史家胡同一街之隔的内务部街。三十年代末史家胡同小学在原市立第二中学故址建立，而今它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小学之一。

清朝末年，20 世纪初，史家胡同在知识界相当知名，那是因为利用庚子赔款而考取出国留学的游美学务处就设在这条胡同。这个时期，帝国主义的凌辱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状，激发了青年学生向工业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情，有爱国激情的学生纷纷涌向日本和美国。由于留学日本的青年回国后多从事反清活动，这使清政府很是恼火，加之日本国对中国留学生的遏制及美国又放宽了留学限制，清政府遂将出国渠道从日本转向美国。

1909年5 月，清政府制定了《遣派留学生办法大纲》 ，明文规定赴美学生以学习实业为主：“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在组织上，由外务部和学部两家派出官员组成“游美学务处”负责考试挑选、管理、派遣、联络等事宜。这个学务处先是在候位胡同，后是在史家胡同办公，考场自然也就设在史家胡同，考生看成绩也是在此地。

当年，第一批考生630 人参加了考试，47 人被录取。第二年7 月，第二批400多人参加考试。考试分作两场；第一场是在21日，上午考国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 ，是篇论说文。下午考英文，英文作文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国文和英文考试及格后，才许可5 天后参加第二场，这场考试共计3 天，考试的内容多，有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等。这次考试录取70 人。

第三次为1911 年6 月，录取了63 人。这也是最后一批，此后，政府不再出面组织考试，而是由清华大学选派赴美留学生了。

从这里考试出去的有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赵元任、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曾任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人。

史家胡同的丹麦使馆

警察厅出警记录再现使馆枪击事件

1912年，丹麦公使馆在北京建立，阿列斐伯爵成为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燕京风土录》其中一篇题为《东交民巷》的文章，有下面几行文字：

“东西洋各国使馆皆设立在东交民巷使界之中，丹国使馆始而租得崇文门内大街灯市口史家胡同路北绍宅。绍名昌，字任庭，前清进士，至法部尚书。”

1915年，丹国使馆内曾发生一起枪案。京师警察厅有关于史家胡同丹国使馆内施放枪声查验情形的详报。内左二区警察署长孙秉璋4月6日向京师警察厅总监呈文：4月4日深夜2时余，内左二区警署巡长达隆阿巡查至东罗圈胡同，忽听西面传来枪声，寻声立即赶到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门前，询问守望执勤巡警恩全，答称适才使馆内施放一枪，但不知何事。正欲入内询问，使馆护院人周兴五开门走出，称他在院内巡视时发现房上似有人影，随即施放一枪，以为震慑，并称在西小院内捡拾到“蜈蚣梯”一具，携出交予巡警，声明并未丢失物件。5日警署署员金奎、玉福得到报告，随即前往查验。面谒丹麦公使阿列斐，公使重述案情如周兴五，随后带警员前往西小院查验……查验结束后，公使提出希望门前守望巡警每于夜间撤入院内，帮同护院人巡查。署员等未允所请，但告以将在使馆后墙外内务部街一带夜间加派巡警，勤加巡逻。

事后兼管侦缉队事务监察长李寿金4月6日给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呈文，原文节录如下：

“内左二区属史家胡同路北门牌二十二号丹国公使馆阿列裴宅房间院落十二处，计房一百余间……5月29日，公使夫人委托她的朋友莱义到警署报案，‘报称公使馆屡次丢失什物，仆役吉顺等实有勾串偷盗情事’，要求警署立即派员传讯。警署立即出警公使馆，讯问检查包括吉顺在内涉嫌男仆共8人，其他7人包括厨师1人，花匠两人，杂役两人，厨房保管1人，看门人1人。并在吉顺家中搜出瓷瓶、花盆、瓷盆、水壶等器物，经公使夫人确认为使馆所失。后将8人拘押，进一步审查后，7月2日又起获包括屏风、桌椅等赃物。由于吉顺辩称瓷瓶为朋友寄卖所存，并经与物权人核实未发现破绽，不能认定偷窃，其余赃物价值不大，警察厅司法处判吉顺送教养局，以示惩戒，其余7人保释。档案附有吉顺供单，择要为：吉顺，字子祥，正蓝旗满族人，年三十七岁（推算生于1879年），住史家胡同公使馆西隔壁二十三号。在公使馆充当管事人，前述其他仆役皆由其荐来。日常伺候公使饮食和外出跟班。”

1915年“丹国使馆内施放枪声”的档案写明公使馆位于胡同路北，门牌二十二号，“院落十二处，计房一百余间”。

史家胡同里的名人轶事

范汉杰：居此赴任锦州战役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1947-1948年北平市户口调查表，这个时间段正是大的历史变革前的非常时期，因此，这些档案显得弥足珍贵。

1948年对于住在史家胡同的范汉杰最为难熬：范汉杰（1894-1976）名德正，字汉杰，1896年生于广东大埔县， 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是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第一、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二十七军军长，率部在山西太行抗击日军达4年之久。1941年升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国防部陆军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兼热河省主席、国民党军装甲兵团司令。

1948年初，东北战局如箭上弦。范汉杰在9月被蒋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领导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担负着保护东北国民党军咽喉的重任。

1948年9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林罗刘调集东北野战军主力共11个纵队发起锦州战役。范汉杰急电蒋介石、卫立煌派兵支援。蒋见局势严重，亲飞沈阳督战，专门派了一架直升机往锦州空投一信给范汉杰，询问他是否能将军队撤至锦西以利突围。范汉杰复电蒋介石表示坚守锦州，认为如能在锦州吸引住解放军主力，则可以从关内和沈阳抽调两个兵团分南北夹击解围，进而可以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10月初，解放军各路纵队将锦州城死死围住，并用大炮不分昼夜轮番轰炸。范汉杰见大势已去，于10月14日黄昏，乘着夜色，携其太太与兵团司令、参谋长往城外逃跑。翌日，在离锦州20多里的一条小路上被解放军俘获。

范汉杰被俘后，被关押改造12年，1960年被特赦。在北京郊区园艺队劳动。1962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曾撰写了《锦州战役回忆》等文章。1964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6年1月1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

史家胡同里的名人轶事

乐松生：主政同仁堂带头申请公私合营

松生是北京乐氏家族第十二世乐达义之子。生于1908年，史家胡同的户口调查表中显示他在美国大学毕业，时年41岁，达仁堂经理，1921年由新开路迁到史家胡同。

1947年，乐达仁、乐达义相继去世，乐松生成为同仁堂的重要股东，占股份十六分之一，成为同仁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8年底时，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世乐松生主事。北平解放前夕，中共的地下组织把未来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送到乐家，但是乐家对政策将信将疑。乐松生到天津他自己名下的达仁堂，以静观北京的变化。1950年同仁堂发生了一起劳资纠纷，几次谈判没有结果。工人们都希望乐松生回来主持谈判。请回乐松生以后，谈判获得了成功，乐松生也因此回到北京。

1954年，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由于同仁堂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望，带动了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公私合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等，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乐松生历任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1955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乐松生在1968年的“文革”中含冤而死，享年60岁。

史家胡同里的名人轶事

傅作义：胡同办下官产 和平解放北平

一提起傅作义，人们就会想到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人说如果没有傅作义当年的义举就没有今天的古都。这是非常贴切的。史家胡同老门牌23号是傅先生在1946年置办下来的官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运动，都在使用。

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16日《案准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平办事处平字第一号函》中称“派李荣骅为本战区驻平办事处少将处长，东四史家胡同二十三号成立办事处开始办公。”函中的李荣骅又名李腾九，是傅作义将军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毕业后一直追随傅作义，担任幕僚数十年。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傅将军的第十二战区总部设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派他带领二十余名工作人员在北平成立办事处，负责接待所部来北平的办事人员及与北平有关单位联络等事宜。每次傅作义先生来北平，一般均在驻平办事处接见来访记者。

从1948年史家胡同户口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傅作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详细情况：

傅刘氏（傅作义夫人刘芸生） 女 36岁 安徽桐城

（长女）傅克庄 18岁 山西荣城

（长子）傅亨 17岁

（二女）傅克坚 13岁

（三女）傅克城 12岁

（四女）傅克谨 11岁

（六女）傅克利4岁

在这里，我们似乎又还原了傅作义先生独自绕室漫步，反复思索的身影。傅作义最初考虑“罢战求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傅作义先生曾说，争取和平解放，他是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随时都会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

傅作义的下属是否都会同意他的选择？部队能不能稳定下来？中央军这时的兵力已经超过了傅作义的部队，而且都驻守北平的关键位置。

1948年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合围北平。李腾九推荐中共地下党的堂弟李炳泉与傅作义面谈，希望傅作义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经过李炳泉的同意，傅作义派《平明日报》总编崔载之代表，并由李炳泉陪同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此次谈判只是表示傅作义愿意和谈，再就是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和要求，讨论数次没有结果。其间又发生了傅方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灭的情况，傅作义召回了崔载之，第一次和谈到此为止。

新保安战斗后，傅作义被定为战犯，1949年1月6日，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解放军提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傅作义认为所谈问题不具体，部队离城改编还需要时间，便采取拖延的办法。

1月13日，双方第三次谈判开始。15日，人民解放军用29个小时攻下天津，傅作义最终没有了退路。

1949年1月16日下午，在和平抉择的最后关头，傅作义发请帖请北平的学者名流到中南海聚会。当时的文化名人有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等20多人。傅作义诚恳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以作定夺。徐悲鸿说：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常识问题。第二个发言的是生物学家胡先驌，他呼吁傅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北平免遭兵灾。杨人缏教授更是慷慨陈词：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可见知识阶层为着国家的前途和古都的文物，全体赞成北平的和平。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倾向对傅作义再次发生了重要影响。

傅作义实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疼爱的大女儿傅冬菊，最信任的政治处长阎又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平明日报》，先后曾有2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工作过。可见民心项背已经势不可挡。

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25个师，共20多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出城，部队换防交接。

北平的和平解放功绩永垂史册。和平解放使著名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能完整地保留下来。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病逝，享年79岁。

1974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

史家胡同里的名人轶事

凌叔华：家中接待泰戈尔论画 徐志摩陪同

1947—1948年的史家胡同户口调查表显示，曾住在这里的文人雅士不胜枚举。但最有传奇色彩的当属作家、画家凌叔华。

凌叔华出身于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曾官至顺天府布政使司。辜鸿铭、陈寅恪、齐白石等是家里的常客。从凌叔华的小说《古韵》里，我们可以窥见当初凌府的风月繁华。凌叔华小时候曾跟着宫廷画师缪素筠、郝漱玉学画。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先学习自然科学，后学习英语、日语。1924年春，诗人泰戈尔应邀到北京访问。北大指派徐志摩和陈西滢进行接待。当时，陈衡恪、齐白石组织的北京画会要在凌叔华家的书房开会，凌叔华因为认识陪同泰戈尔访华的一位画家，便邀请他赴会。没想到徐志摩、陈西滢陪同泰戈尔也一起来了。凌叔华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也会画画吗？”泰戈尔便即兴在凌叔华准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莲叶和佛像。泰戈尔对凌叔华说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不单单黑字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由于在画会上结识了徐志摩、陈西滢，后来这二位竟成了凌府的常客，并时常带朋友来，高谈阔论，实际上这里已成为一处文人经常聚会的沙龙。凌叔华也与徐志摩、陈西滢成了好朋友。她背着守旧的父亲，与陈西滢秘恋了两年多，直到1926年，二位恋人央求一位长辈出面，凌福彭才同意女儿与陈西滢结婚。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原籍江苏无锡。1922年从英国获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后，凌福彭将自己家的后花园，给陪嫁让女儿、女婿居住。这段时间，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的专栏中与鲁迅因“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而起的笔墨论战长达两年之久。凌叔华后来陆续出版了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以及英文版自传体小说《古韵》。凌叔华的画，有人评论说：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蕴染，从清淡高雅上下工夫，似乎透着作者的才情与人品。1946年，陈西滢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1947年随夫定居伦敦，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她曾五次回国，遍访名山大川，写了许多介绍祖国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的作品。

尽管陈西滢、凌叔华已定居国外，难忘旧友的沈从文时常还来史家胡同他们的旧居探望。1949年1月3日，沈从文在寄给凌叔华的信中说：……又到院中走走，柳树虽未发青，但枝条在阳光下摇摇曵曳，像是当真不久春天会来。回到厅子里时，我告诉他们“这里曾保留过许多朋友的快乐回忆。西林、志摩、老金、乔治叶，小姐或先生，主人或客人，都在这厅子凸出处长条椅上坐过，吃喝过，笑闹过，还有辞世十八年的诗人仿佛尚笑语可闻！”

1984年，凌叔华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举行的晚会上，与萧乾重逢。她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在西方已经三十多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9年底，凌叔华也许是感到来日不多，她下决心在最后的日子里回到北京的家——原史家胡同甲54号。1990年5月，凌叔华在弥留之际，被女儿、外孙用担架抬到她90年前出生的地方。此时，她的家已经被改作史家胡同幼儿园。孩子们捧着鲜花，唱着歌，列队欢迎。凌叔华望着自己家的老宅和身边的这些孩子，仿佛浮现出自己童年时的影子。她低声说：“妈妈等我回家吃饭。”

凌叔华逝世后，她中学的同窗邓颖超托秘书送来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英国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送来了两个花篮。冰心托女儿女婿送上一篮洁白的菊花和玫瑰。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送上一小篮精致的鲜花。萧乾称：“叔华的死，对中国文坛，对中英文化交流都是很大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史家胡同走来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各界知名人士。他们中有：章士钊、徐向前、黄敬、廖梦醒、刘文辉、乔冠华、王炳南、华国锋、荣毅仁、李天佑、彭昭辉、袁也烈、于光远、王子野等。曾在史家胡同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工作和居住过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焦菊隐、舒秀文、曹禺、欧阳山尊、梅阡、黄宗洛、于是之、叶子、英若诚、蓝天野、朱琳……史家胡同历来是一条名士色彩浓郁的街巷。

记载着历史沧桑又充满传奇的史家胡同，它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民生的变迁和发展。细细品味，味道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