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服饰：在申遗中守望前行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策划、筹备和认真总结“侗族大歌”申遗的成功经验，贵州苗族服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目前，贵州已向文化部提交申报材料。

对于一个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民族，服饰成为苗族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播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无字天书”，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穿在身上的史书”，述说着这个民族发展的悲欢离合。

申遗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阿娜丹是一个苗族女孩，被称为“且兰的百灵鸟”，很多人将其视为贵州继“苗族歌后”阿幼朵之后最优秀的苗族女歌手。每一次外出演出，阿娜丹总爱穿她的苗族服饰。在她的演出服里，既有父母为其量身定做的传统苗族服饰，也有经过改良后融入诸多现代元素的时尚苗装。

“苗族服饰申遗，这是每一个苗族子孙都希望看到的事。”谈起贵州苗族服饰申遗，阿娜丹无比激动。她说，只要有需要，她愿意为苗族服饰的申遗贡献出个人微薄的力量。

在贵州广大苗族同胞聚居的地区，申遗成为大家争相谈论的话题。许多人像阿娜丹一样，都希望贵州继侗族大歌之后，能将珍贵的苗族服饰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由于苗族没有文字，因此服饰成为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为了传承保护好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从2010年开始，贵州省就明确将“贵州苗族服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在认真总结侗族大歌申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谋划、科学安排，明确由贵州省电视台唐亚平工作室负责申遗专题片的拍摄，苗学专家刘雍、杨正文及语言文学专家余未人为主，负责申遗文本撰写。

其实，为了做好贵州苗族服饰申遗的工作，此前十余年间，贵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属于贵州苗族服饰的“苗族蜡染”、“苗族刺绣”、“苗族银饰”、“苗族织锦”已分别于2005年、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贵州省又积极筹建苗族服饰专题博物馆，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实验室，倡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动态保护。

为扩大贵州苗族服饰的国际影响力，2011年6月23日至7月12日，“中国贵州苗族服饰展”在法国巴黎举办。展览大大提升了贵州苗族服饰的世界知名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对法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还参观了这次展览，并对贵州的非遗保护工作给予肯定。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化、广泛性等特点，被认为是最具特色的世界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人杜维尔女士说，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对苗族服饰进行保护与传承，有利于对人类文化生态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将积极支持贵州苗族服饰的申遗工作。

守望千年的精神家园

杨昌国是贵州民族学院的人类学教授、苗学专家。多年来，为了探求苗族服饰的全貌，他奔波于全国各地，只要有苗族同胞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著书立说，写下了《苗族服饰的人类学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符号与象征》等。

曾丽是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贵阳曾宪阳藏品博物馆）馆长，她的父亲曾宪阳是贵州著名的摄影家，对苗族服饰情有独钟，收藏了大量民间珍贵的苗族服饰。曾宪阳去世后，曾丽接过父亲的衣钵，沿着父亲多年前的足迹，辗转偏远的苗乡，为的是寻找到苗族服饰的根和魂。

在贵州，有一群像杨昌国、曾丽这样的人。他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也不一样，但对苗族服饰文化的由衷热爱却是一致的。

谈起苗族服饰，首先不得不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传说数千年前，苗族祖先蚩尤带领的九黎部落在与黄帝部落的冲突中战败，苗族先民历经艰辛，不断迁徙，来到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山区。苗族以宗族为基础，形成多个支系，散居不同的地方。由于环境封闭，各支系间难以交往，加之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逐渐形成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并相应创设出不同样式和图案的服饰，从而使服饰具有标明身份和社群认同的“族徽”功能，成为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载体。

“苗族服饰的最大价值是‘器道一体化’。”杨昌国说，人们对苗族服饰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器的层面，这也是很多人读不懂苗族服饰的原因。苗族服饰保持着类似上古殷商时期“铸鼎象物”来“使民知神奸”的“器道一体”特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苗族服饰不仅是一种器，而且这种器还能“载道”，并体现出诸多的情感因素，进而制约、引导着苗族人的文化心理，可视为苗族“礼”和“理”的象征。因此，苗族服饰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艺术价值、工艺技术价值以及文物价值。

据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中国苗族服饰共有3种类型8种形式180余种款式。其中，贵州苗族服饰3种类型8种形式均有，款式也有150多种，并且基本上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存在，颇具代表性。

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圻在谈到贵州苗族服饰时认为，苗族服饰文化绚烂多彩，服饰结构、色彩、纹样、整体造型、制作工艺，都体现出品类多样、特色突出、工艺精湛、造型奇巧、意涵深邃等特征。如都柳江地区的百鸟衣，保存了汉唐时期的古代服饰风格；清水江流域的苗族“银装”，最重的达10公斤以上，由100多件银饰组成；乌蒙山区巨大的苗族发型和木梳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正因为如此，从贵州的苗族服饰中，人们可以读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那裙裾上极其简单的道道抽象线条，被看成是一条条河流，有人竟能指出哪一条是长江，哪一条是黄河，哪一条是嘉陵江，哪一条是清水江；那背牌上的回环式方形纹，被看作是曾经拥有的城市，也有人能指出哪是城墙，哪是街道，哪是蚩尤祖先的指挥所，哪是角楼，还有士兵把守；还有那披肩上的云纹、水纹，那花带上的“马”字纹和水波纹，那围腰上的刀枪剑戟弓弩图纹……所有这些，均被笃信无疑地视为苗族生息发展和迁徙漂泊的形象记录。

“苗族服饰肩负起了解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等重大问题的职责，堪称‘穿在身上的史书’。”杨昌国说。

对于苗族服饰的价值，本次申遗文本撰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十大工艺美术大师刘雍认为，在世界原生态艺术的宝库中，苗族服饰与非洲、大洋洲木雕，美洲印第安陶器，南亚、东南亚石刻一样堪称瑰宝。

只有“捆绑”申遗才有希望？

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贵州苗族服饰申遗工作，杨昌国认为，其实早就该纳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早在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云南大学举办的“中国、老挝、泰国、越南苗族、蒙人服饰传习国际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就提出，苗族服饰应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申不申遗，苗族服饰都是一宗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杨昌国说，这次贵州苗族服饰能否申遗成功，完全取决于申报策略以及具体的工作环节。他认为，苗族服饰的申遗工作，可借鉴拥有丹霞地貌的广东、湖南、福建、贵州等省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时的联合申报方式进行。“因为贵州虽拥有中国苗族服饰的最大存量，但说到底，最终我们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申报的，所以，有必要联合云南、湖南、广西、海南等省区的职能部门，进行苗族服饰资源的整合，这样申报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当然，杨昌国对苗族服饰申遗的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苗族服饰本身蕴含了多种跨文化基因，这是它可以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

“总体上，苗族服饰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的思维状态，它散发着一种大胆、活泼、自由、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气息，以既丰富又单纯、既杂乱又有序的方式，表现乐观、喜庆、长寿、吉祥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的完美境界，显示了一种强有力的生命意识。”杨昌国说。正是这种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认知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沟通了人类共同的心理倾向和审美基础，它像一条纽带，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联结起来。这种沟通作用，使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标与角度，从苗族服饰积淀下来的形制款式、花色、纹样中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内容，这就是苗族服饰的世界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