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漫谈汉服（三）

三 民族服装，量体裁衣清代衣装与先前的华夏衣冠相比有着明显区别。虽然东亚民族服装大都是平面剪裁，但不等于穿于人体后依然是二维平面。同为平面剪裁，穿着效果大不一样。传统的华夏衣冠所用布料远多于人体所需面积，再加上束腰、收祛、襞积等方式，经体后便呈现出灵动、飘逸的动感，这便是“曹衣当风”“翩若惊鸿”等佳词妙章的出处。这时的衣冠已然不只三维，而是四维了；源于游牧文化的旗装由于从乘骑习惯出发，以合体为本，即使后期受到汉装影响不断有宽松趋势，但未得收勒的要领，剪裁为平面，穿上后仍觉有平面直线的松旷。这里需强调一下汉族衣冠中的腰部：因为对上衣下裳古制的怀念，汉族衣冠很注重腰部的线条与装饰。即使上下连裳也常在腰际留有缝合线，虽然到了明代逐渐兴起了上下通裁而没有腰线的直裰、袍衫，但时常配以腰带。但清代所流行的袍褂则多不习惯收勒腰部线条的，渐成宽松直筒的服饰特色。

其次，从衣饰的袖扣风格来看。汉装的交领右衽与满装的大襟类似，且都常用滚镶。只是汉装的缘边曲线流畅，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与整件衣装的风格和谐一致；但清式衣装往往刻意强调这道边的装饰性，襟缘往往呈现出刻意的折角。清代中后期的镶滚在历代衣饰中登峰造极，女装的领袖襟裾常有多重的宽阔滚边，对精致的要求达到令人咋舌的苛刻。最早的汉装是不用扣的，只用两对缨带，明代时虽已使用金属扣或盘扣，但并不普及，或用于领抹、立领上作点睛之笔，或隐于必要的接缝处，原因是扣会影响长线条的流畅感。而清装却在曲折的襟缝处大量使用，常用的有一字扣、琵琶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整件衣裳便呈现出点、线、面各自维营的局面。

清末以后，衣饰又逐渐弥染了鲜明的西方色彩，比如，对人体曲线的注重。西方文化的坦率直接加上东方文化的含蓄神秘，一种新式服装登上历史舞台，那便是旗袍。旗袍在中国近代服饰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时尚、旖旎和风情的代名词，近年来，甚至被诠释为“中国”的符号。旗袍虽然带有“旗”字，但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好确定其民族属性。它是西方审美加上清代元素的产物。这种微妙的服饰其实只一百年前的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西式晚礼服而已，但它的长盛不衰很值得玩味。旗袍恰好契合了近代至今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一方面，中国有着对西方文化的钦羡与潜默，另一方面，厚重的传统则是文化归属，同时也是不可放弃的炫耀资本。

当然，平心而论，旗袍不可谓不美，它巧妙而自然地融合了两种貌似冲突的文化审美观——既强调性感又呈现一种含蓄的东方式性感。但这种风情带来的美有着局限性：旗袍最初定位于特定的人群，因此对身材、季节、场合等有着严格的限制；最初诞生于舞台沙龙，因此很难达到三维，乃至四维的生动——我们可以在电影、画屏、舞台中欣赏旗袍美女或坐或立的旖旎，但根本无法设想穿着它狂奔、舞蹈或跳跃是什么样子。最为重要的是，它短短的一百年历史，很难承载一个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厚重。旗袍本就诞生在一个传统礼仪式微的时代，硬要给其嫁接上传统礼仪倒显得不伦不类。之前，国内曾举办过一场“中韩礼仪大赛”，中方选手皆以旗袍出场，但做何礼节呢？只见选手们在紧窄的衣装中款款下蹲做着“万福”，只觉紧绷的身体与捉衿见肘衣装呈现出一种极不协调的尴尬。腿臂半露以及身体线条的强调都不打紧，只是要将这种风情刻意去诠释一个深沉含蓄、飘逸雅正的文化系统，那就有些力所不逮的滑稽了。因此，对于旗袍的定位，倒不如还给它本身的轻盈，只将它视为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有中国风情的美丽时装，或许这样才能更长久地延续它的魅力。

“唐装”的诞生与旗袍有着相似的情形。它是应某种急需而在清朝满族服饰马褂的基础上改良设计而成，于2001的上海APEC会议上崭露头角，从此流行一时。这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可以长期模糊民族服饰的问题，但这道问题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中，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和人文符号，唐装虽匆忙登场，但和旗袍一样，也是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而匆匆诞生的传统元素嫁接产物。那么它是否能承载厚重的五千年文化？答案将由民众来选择。显然，这答案一部分人是很不满意的，于是才开始纵深找寻。

汉服确实是为汉民族量身度造的衣裳。它的关键词有和谐端庄，天地人和，飘逸流畅以及严谨精巧。

论和谐端庄，华夏衣冠的剪裁和配色颇有讲究，玄黑与纁红是汉服中最隆重端庄的搭配，玄，黑中扬赤，象征天的颜色；纁，黄里并赤，其意表征大地。这二色是华夏文化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色彩。协调是配色的关键，比如“皮弁素积服”为白色系，那么鞋履则要求白色。穿纁红色下裳的玄端礼服，鞋履也一定为红色的舄。

论天地人和，《舆服志》讲，我们的衣冠是圣人法天地，取诸自然所创，服章剪裁取意天地日月。所谓上衣下裳，上衣取象乾，下裳取象坤。深衣制度规定下裳十二幅，是历法中的十二月；章饰纹样，亦取自远近万物，寓德其间。衣冠上的章纹提示着一个人将如何修身养性，象征天地之色的玄衣纁裳提醒着君子要懂得敬畏天地。那时候，我们穿在身上的不止是衣服，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敬天礼地的虔诚。

论流畅飘逸，汉服的裙裾及袖袂是特色。汉服袖一般都比手臂长，定制的深衣制度规定要回挽至肘，袖径可达四尺，举手间行云流水；行动处长风盈袖。

道家的飘逸逍遥总是与儒家的严谨经世掺杂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衣冠上也是如此。所以，华夏衣冠体系中有各种纷繁的礼制讲究，包括服色、尺寸、材质、款式等等，不得随意僭越。玉是最常用的配饰，自古君子玉不去身。大珮制度下，不仅玉料、玉色、组合方式有所要求，就连行步中的玉鸣之声都不得马虎。礼乐文明下的中国，根据各种不同场合衍生了各种不同的冠服：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从军有戎服，服丧有凶服，日常则有常服。当然，随着礼制的简化，作为汉服出现的华夏衣冠不必再过分苛责礼制，但回忆这些历史，却可以悠悠品味历史的醇厚。

追寻衣冠文明要比设计一套根基浅薄的新衣服艰辛得多，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始自衣冠的文明；尽管汉服美仑美焕，但当前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前的劣势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拥有大唐时代的大国气度，所以本土文明的审美暂时还无法自信地全面出镜。汉服的真正回归，还有很长路要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