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史上最大考古 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2万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于辽宁来说，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行动。

在“三普”实地调查阶段的两年多时间里，普查队员足迹踏遍了全省1500个乡镇(街道)，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4000多处。在普查中，第一次引入使用了GPS卫星定位仪，另外，还首次为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了电子档案。

前言

考古：寻找历史根脉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记者曾经到抚顺市“三普办”采访，在悬挂的展板上，看到端端正正抄写着由孙家正创作的一首诗《寻找与守望》：“拨开岁月的迷雾/远离现代的喧嚣/攀援峭立的山崖/踏遍荒草萋萋的古道/寻找寻找寻找/一千遍一万遍地寻找/寻找源头/寻找根脉/寻找回家的小路/寻找我的魂牵梦绕……”“三普”队员对记者说，这首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每一次普查的过程都是一次寻根之旅，他们寻找的是一段又一段湮没的历史，也是数千年来文化与传统的血脉相承。

新闻综述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我国进一步摸清文物底数、宣传文物保护法、动员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守护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大举措。在辽宁，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行动。

在“三普”进行实地调查阶段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从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到各市的“三普”工作队，再到各县(区)的“三普”工作组，以及参与调查的乡镇文化站站长，全省组织“三普”队员多达2100余名。

这些普查队员不畏艰辛，冬战严寒，夏冒酷暑，足迹踏遍了全省1500个乡镇(街道)，11790个行政村，4353个社区，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4万多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2万多处。

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为摸清文物家底共组织进行了3次文物普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上世纪80年代初又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从2007年4月起启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普查，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3次文物普查，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三普”较之前两次文物普查，我省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加大，在普查成果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

“一普”条件十分简陋

“一普”时，基本上是以市县自行普查为主。当时普查使用的工具也极为简单，普查人员只有随身携带的一把小铲子，无论到多远的地方去搞田野调查，都是靠两条腿，连自行车这样的代步工具都没有，可以说条件十分简陋。

在普查中，如果发现了遗址或其他历史遗存，只是用黑白照相机拍摄下来，具体的方位都很难记录，因为那时连罗盘等简单的设备都没有。就是黑白照相机也很稀有，有的市整个普查工作队只配备了一台黑白照相机。

专家介绍说，我省“一普”的发现成果从数量上来看是不多，但是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低估。

正是在“一普”之后，我省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一普”后我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处，即沈阳故宫、义县的奉国寺、辽阳壁画墓群及大连市旅顺口区的中苏友谊纪念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则有48处。

“二普”配备了罗盘

上世纪70年代末，我省率先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先后有千余人参加。

“二普”与“一普”相比较，无论是普查条件、还是使用设备都有了改善和提高。普查队配备了辨别方向的罗盘，所配黑白照相机的数量也增加了，自行车成为普查队员们的代步工具。这次普查有上万处新发现被登记在册。

亲身参与过那次文物普查的朝阳县文物管理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杜守昌回忆说：“‘二普’中发生过的一件事令我遗憾至今。”他说，当时他们使用的摄影器材是120海鸥相机，朝阳市和朝阳县在普查中拍摄了50多卷胶卷，后来都拿到朝阳县这边冲洗，结果因为一名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本该放进显影剂中的胶卷被错放到了装有定影剂的容器中，这些宝贵的胶卷便都报废了，结果使那次普查缺失了图像资料。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专家姜念思回忆说，“二普”中，他在阜新市彰武县普查，很多时候是步行，累了就席地而坐歇上一会，渴了就到老百姓的家中讨口水喝，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会沏上浓浓的红茶来待客。

“二普”的“战果”也很丰厚，到“三普”之前，我省已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文物保护单位240处。

“三普”启用GPS卫星定位仪

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开始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也是我国首次将文物普查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成立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领导普查工作，并协调解决普查中出现的重点问题。

此次文物普查的对象是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他等六大类文物。普查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复查。

这次普查中采用了更多的先进科技设备，施行“地毯式”普查，从而创造了我国文物普查方面的诸多“第一”。

在普查中，第一次引入使用了GPS卫星定位仪，可以精确地定位不可移动文物的位置，取得精准地理坐标数据，这对今后的文物复查和保护非常有利。

此前，因为未配备这些先进的仪器，对文物点进行复查和登记时就非常困难。

抚顺市在复查“二普”发现的坐落在章党公社市党校附近一处青铜遗址时，由于“二普”的档案里只记述了该遗址的大致位置——大伙房水库北岸岸边水湾处，而20多年来该地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变化，队员们进行复查的第一天竟然没能找到遗址的具体位置。

“三普”中还为普查队员配备上了更专业的摄影器材，如此则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地记录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所获得的图像资料也可更好保存。

另外，“三普”还首次为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建立了电子档案，上了“户口”，对文物的位置、地理坐标、年代、类别、数量和文物特征等基本情况，以及文物本体的保存情况和损毁原因、文物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现状，直到文物的所有权属、使用管理情况等各种信息都作以详细的登记。

调查中要求测绘文物线图、摄制文物照片、采集文物标本、记录等。队员们白天进行田野调查，晚上回到驻地便立即建立电子档案。

此次文物普查的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承担。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我省“三普”已投入经费3400万元，从而保障了“三普”的顺利进行。

“三普”中的九个重要发现

2008年重要新发现

调兵山太平山遗址

太平山遗址位于调兵山大明镇太平山村的东南坡上。“三普”队员于该遗址发现了一件陶器口沿残片，外叠唇上划刻有网格纹饰。

该标本属于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偏堡类型”，依据采集到的陶片标本，可断定太平山遗址是新时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将调兵山境内人类活动提早到了4000年前，这也是首次在铁岭境内靠近城区的地方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葫芦岛香炉山岩画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香炉山顶部西南面的断崖石壁上，由东向西共发现了4幅岩画。根据岩画的风格特点及周围的文化遗存，专家初步断定该岩画的年代为青铜时期，这在我省尚属首次发现。

朝阳老山洼和马莲桥积石冢群

“三普”中，在朝阳县老山洼和马莲桥一带发现积石冢群(大小不同的积石冢共8个)和一处平台遗址。就遗址规模而论，它是目前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仅次于牛河梁遗址的又一处大型遗址。

抚顺炭矿事务所及炭矿长住宅旧址

抚顺炭矿事务所是日本掠夺抚顺煤炭资源的重要机构，这处建筑很有特色，建筑平面呈“X”形。

炭矿长住宅，又称久保孚住宅，日伪时期炭矿长久保孚曾在这里居住，是那段历史的有力物证。

2009年重要新发现

清原柳木桥抗联密营

在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柳木桥村东北1.5公里的大山深处，首次发现了一处抗联曾使用过的密营。据考证，在抗日战争中，我抗联军曾长期在此密营居住，杨靖宇也多次来这里实施指挥。

新宾石盖墓

该遗址发现于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石盖墓多筑于河岸边的山冈上，规模较大。在部分已经遭到破坏的石盖墓中发现了一些夹砂陶片。专家论证这批石盖墓的年代约为战国时期。

宽甸青山沟小城子山城

遗址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青山沟镇滴水砬子村海拔430米的小城子山，该山城尚未完工便遭废弃，这样的现象实属罕见。根据保存现状分析，这座山城大概建于1500年前。

旅顺鸦户嘴堡垒

鸦户嘴堡垒位于旅顺市老铁山东北端，距旅顺军港1.5公里，是目前旅顺日俄战争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永久性工事建筑群。此堡垒是一座集指挥、保障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系设施。

大连烟台街近现代建筑群

大连烟台街不仅保留有俄式建筑，其中还有少量的日式建筑，现存单体建筑近30处，房屋形式各异，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情，且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座建筑，可以说是一座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

三登烙铁山寻得青铜时期山城

烙铁山海拔317米，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旗镇红旗堡何家沟村。烙铁山山顶有人工垒砌的石墙，被推定为青铜时代的烙铁山山城城址。

这一青铜时代城址的发现，可以反映营口地域文物的特点，同时它也为进一步研究营口地区青铜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和理论依据。

2008年5月，当营口的普查队员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红旗堡何家沟村时，当地村民反映在何家沟村的烙铁山上有一个山洞，还有人工垒砌的石墙。

5月13日下午，队员们开始了第一次攀登烙铁山之旅，当登至半山腰时，发现了被称为“红军洞”的那个山洞。

依靠微弱的手电光照明，队员们走进了漆黑的山洞，测量长度，进行GPS定位，然后画图、照相。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已是黄昏时分，队员们返回住地。

第二步是寻找山顶的石墙。5月14日上午，队员们第二次攀登烙铁山。

登顶之路十分艰难，眼前是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岩石，徒手攀援谈何容易。脚蹬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直打滑，北风还在狂吹。

女队员魏耕耘出现了小腿抽筋的状况。“在大岩石上，我找不到手抓和脚蹬的地方，走一步脚下打一次滑，我的心就抽紧一次!”至今，她回忆起那次登山的经历，印象依然十分深刻。

这次登山和实地调查持续了3个多小时，他们有了重要的新发现，在现场采集到了5块文物遗存标本，虽然都比较小，其中两块只有硬币那么大，但却是夹砂陶片，明显是青铜时代的遗物。

风越刮越大，队员们几乎难以站立，不能正常工作，大家决定带着“战利品”返程，下次找个好时机再来扩大战果。

6月1日上午，等来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非常适合野外考察。

为了对这座青铜时期遗址做进一步的调查，“三普”工作队一行6人和崔德文老师踏上了第三次攀登烙铁山的行程。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他们精心地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和易行的上山之路。

第三次登山他们有了更大的收获，在测定了山城的范围和规模之后，大家又找到了许多口沿、器耳、器底等陶器的残片。

烙铁山山城的发现首先在营口“三普”工作队引起了轰动，省考古界的专家们也十分重视。

7月4日，营口市还组织了全体的“三普”队员再次登上烙铁山，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

“加上这次，我们已经4次登上海拔317米的烙铁山了”，普查队员魏耕耘说，“当时正值7月，烈日炎炎，因为怕晒伤，女队员都穿着长袖汗衫，戴着帽子，汗流浃背。”

然而，魏耕耘并没想到，自己跟烙铁山的缘分还在继续。这处青铜时代山城的发现，引起了本报的关注，7月15日，在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中，她又陪同本报记者登上了烙铁山，进行实地踏访。

绵延几十公里的战壕，四布的炮弹坑，被山洪冲下山来的战刀、弹壳，甚至还有人骨……

上世纪初，日本和沙俄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抚顺大顶子山一带就曾是日俄战争的一处重要战场。

这次“三普”，从海浪乡到石文镇断断续续绵延了40余公里的日俄战争时期战壕被普查队员找到，这一重要发现为更确切地了解那段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以下就是普查队队员讲述的发现经过。

大顶子山上有战壕

那时，抚顺“三普”工作队来到了前楼子村进行走访，村里有老人向队员反映，在大顶子山一带有很多战争痕迹，很早以前那里一定打过一场仗。

村里一位90多岁的老人说：“我小时候经常去大顶子山上玩，那上面有战壕，又长又深，在一些大石头上还能清晰地看见子弹孔，山上还有炮弹坑。”

村里人还争相补充说，前些年这里下大雨引发了山洪，从大顶子山上冲下来了战刀、子弹壳，甚至还有人骨啥的。

但是，村民们却谁也说不清楚大顶子山上到底打过一场怎样的战争，始末如何。

“三普”工作队在得到了这些线索后，研究决定，第二天就爬大顶子山，一探究竟。

山高路险，向导难寻

听说“三普”工作队要登大顶子山，好些村民都劝他们莫去。

原来，大顶子山山高路险，从前楼子村去大顶子山至少要途经三道山口，出第一道山口后基本就无路可行了，要摸索着走10多里的山路才能到山脚下，而此后上山的路就更是难上加难，是一段名副其实的魔鬼路程。

听了这些介绍，队员们并没有动摇，执意要登大顶子山。但是，全村竟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们做向导，问到谁都打憷，连连摇头。

最后，还是乡里的文卫助理老高主动站了出来，他说自己曾经参加过“二普”，在多年前也登过大顶子山，虽然自己都60岁了，但还是要拼这一次，为“三普”做点贡献。

进山遭遇“三岔口”

一出村子便是乡间土路，队员们坐在车上一路颠簸着前进。20多分钟后，来到了第一道山口，远望前方，一座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向导老高说那就是大顶子山。这时司机停下了车，告诉大家前方山路窄、石头多，路旁又是深山沟，为安全起见只能徒步前行了。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来到了3个沟岔前，到底应该从哪个沟岔向上攀才好?队员们一时拿不准主意了。这时候，老高给大家介绍说：面前的山脉从西南至东北呈“厂”字形状分布，统称大顶子山脉，是由大顶子、二大顶子、楼子顶及雪花顶4座山峰组成。日俄战争遗址遍布于整个山脉之上。楼子顶峰基本位于中间位置，如果登上楼子顶，四周的情况就一览无余了。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停止了争论，一致赞同先登楼子顶。

征服楼子顶峰

稍事休整后，队员们沿着最右侧的沟岔艰难行进。

楼子顶的峰顶其实就是一整块硕大的石头，四壁非常陡峭，如刀削一般，当地人将它称为“楼子”。

5人组成的登山队拉成20多米的纵线，缓慢向上攀登。直到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才终于来到了那块被称为“楼子”的巨石下方。

这块巨石一侧略长，约有15米，一侧略窄，大概在10米左右;高约4至5米。山风很大，四周的树木不停地摇晃，眼前的这块巨石仿佛随时都会倾落下来，令人望而生畏。“这么险的峰顶，怎样爬上去呢?”大家面面相觑。

石块东南方的坡度稍缓，老高艰难地从这里登上了巨石。队员们发现，向上攀登之处的左手边即是悬崖，往下一看，如临万丈深渊，令人目眩!大家都把鞋带重新紧了一遍，整理好背包，这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峰顶攀爬。

最后，大家手脚并用，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终于有惊无险地爬上了山顶。

日俄战争的见证

楼子顶峰顶处山风更加强劲，队员们甚至无法直腰站立。正当大家松口气准备坐下来歇一歇时，突然发现在一阵强风下，放在地上的数码相机竟然被吹走了，一点点朝崖边滑去。

“幸好我一只脚踩住了相机的背带——此时机身已悬到了半空中，真是千钧一发。大家都紧紧抱住背包坐下来，不敢随意走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普查队员刘杰仍是心有余悸。

在峰顶向四周望，这座海拔300多米的楼子顶虽然并不算高，但却是非常险峻——大有“一将守山，万夫莫上”之势。

在之后的细致勘察中，大家在岩石上发现了一些枪眼和炮弹坑的痕迹。想起当地有老人讲，听他们的老一辈人说，当时仗打得很惨烈，前后有好几个月，休战后，俄军士兵的尸体用马车足足拉了半个多月。

大顶子山处于沈阳、抚顺两市交界处，山之阳为沈阳界，山之阴为抚顺界，日俄战争中所修筑的战壕顺着山脉一直向石文镇延伸。

经调查得知，这些战壕大部分位于抚顺市与本溪市交汇处的山峰上，所经之处山高林茂、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战壕从海浪乡一直到石文镇，绵延40余公里，在今天，它已经成为百年前那场血腥、丑陋的日俄战争的实物见证。

聚焦考古队员

妻子眼中的普查队员丈夫

(鞍山市“三普”队员张旗的妻子孔霞讲述，记者整理)

我的丈夫叫张旗，是鞍山市博物馆考古部的助理馆员，在这次“三普”中成为了一名普查队员。

儿子出生的第六天，当我们母子还在医院里的时候，张旗就赶赴300多公里以外的朝阳市，去参加辽宁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了，一去就是十几天。

我们儿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可那段时间张旗忙着在野外做普查，很少在家，儿子好不容易见到爸爸，就像见到了陌生人一样，都不让他抱。

由于“三普”期间总是在野外工作，张旗的衣服穿得很费，经常被刮破。单位虽然给每名队员都配发了工作服，但总是很快就磨损坏了。张旗就四处收集工作服，钢厂的旧工作服、淘汰的警察作训服，他都要。大家都取笑他，可是他一点也不在意。

丈夫每次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在做野外调查时，他们常常是走到哪就住在当地的村民家里，吃和住条件都比较简陋，十天半个月也洗不上一次澡。

但在工作上努力和付出是一定有回报的，张旗的摄影作品《三普之夜》，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摄影作品展中获得了优秀奖，这也是辽宁在那次摄影展上唯一的获奖作品。尤其是在“三普”野外调查工作进入尾声时，丈夫还光荣地入党了，这是让我们全家都感到特别高兴和光荣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