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为爹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度。墓扩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22 、西面较窄处19.5、东西长18米，面积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由墓道、砖砌护墙 、墓门、封门墙、甫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全长近60米（图二；图三；图版拾，3）。墓室、甫道 和侧室均用长48、宽24、厚12厘米的大砖垒砌而成。

墓道  斜坡状，长39.5、最深处距地表约巧米。上宽下窄，上口宽9.8、底部宽4.1米。墓道两壁 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南北两壁各有一道长5、高4米的小砖砌护墙，每面墙 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经平夯夯实， 夯层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坚硬（图四；图版拾，4）。

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对称的磐形坑，每个磐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与磐形坑并行，各有 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见图版拾，3）。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长3 、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被墓道所打破。

墓门  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高3.03、拱高1.13米，内券宽1.68、高2.58、拱高0.8米 。由于被破坏，墓门已不存在，仅留宽0.24米的门槽。外有三道封门墙。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 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图版拾，2）。

甬道  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宽1.68、拱高0.8、通高2.58米。

墓室   为砖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南北宽3.87米（图版拾， 1）。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米。青石铺地。前室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其中南侧室南 北长3.6、东西宽2.4、墓顶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顶，距墓底2.25米处开始起券；北侧室南北长1.83、东 西宽2.79、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距墓底2.65米处开始起券。前室与侧室之间由甬道相连， 甬道券形顶，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北侧室甬道长1.1、宽1.36米，南侧室甬道长1、宽 1.4米。侧室和甬道均为青石铺地。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个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

连接前后室的雨道为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45、宽1.68米。

后室为四角攒尖顶，东西长3.82、南北宽3.85、墓顶距墓底高6.5米。青石铺地。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 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发现头骨两个以及部分骨骼，散落于整个后室内。 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左右。

后室亦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券形顶，南北长3.6、东西宽1.9——1.92、墓顶距墓底高 3.08米。其中北侧室距地表2.12米处起券，南侧室距地表2.15米处起券。青石铺地。在后室的南北侧室各 发现木棺一具，四周有铁质帐构件。后室与侧室之间由雨道相连，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 。北侧室雨道长0.97、宽1.17米，南侧室雨道长0,97、宽1.28米。青石铺地。

整个墓室所铺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铺地石长1.75、宽1．巧米；前室最大的长1.67、宽0.83米， 最小的长0.76、宽0.73米；后室最大的长1.05、宽0.95米，最小的长0.94、宽0.9米。错缝平铺，地面平 整。围绕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宽0.12米的凹槽。

墓壁内表面抹有一层白灰面，并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孔状，个别圆孔上还有丝绳残痕； 后室钉头为钩状。

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图五；图六）。其中在前室内出有婆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在前室 南侧室内发现2件陶俑。后室内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留局部，器形不明。还岁出有石圭、璧和金丝、金 钮扣、玉饰件、云母。片、铜泡钉、铁镜、画像石残块等，以及数量较多的棺钉，有的长达20厘米。在后 室南侧室的门道部位还集中出土了卯余块六边形刻铭石牌。

二、出土遗物

墓葬虽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遗物。计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 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遗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 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另外，还有铜带钩、婆金盖弓帽和大量的 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

（一）石器

建筑石构件均为残块。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当、门柱 、画像石块以及雕龙等残块。画像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人 ”、“喝酒人”等，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生动形象，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画像石残 块数量太多，残损严重，且因盗墓，位置已经挪动，故暂未编号，仅做数量统计。

圭  l件（M2:333）。青石质，长28.8、宽7.4、厚0.9厘米（图七，1）。

璧  3件。青石质，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边缘处各有一道凹弦纹。内径7.2、外径 28.8、厚1.1厘米（图八，下）。

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图七，2——5;图版拾壹，2——5）。

弩机构件  2件，1件出自扰土中。MZ:68，边长4.2厘米。

虎雕  1件（M2:12）。煤精质，长3.75、宽3、高2.65厘米（图八，上）。

（二）铁器

主要有恺甲、剑、链、削等兵器。根据出土铭牌的记载，随葬品中兵器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 。另外，还有镜、帐构架等。由于铁恺甲数量较多，锈蚀、残损严重，未进行编号，仅做数量上的统计。

恺甲  数量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锈蚀在一起，成扇形鱼鳞状。甲片四周有穿孔，从锈蚀在一 起的部分恺甲看，其上部为牛皮缝边，以牛筋缝合。

镞  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头呈四棱状，较钝。镞挺与木柄相结合处由丝线缠绕 固定。残长8.6厘米。

镜  1面（M2:252）。外包有丝织物，已锈蚀。半球形钮，其边缘对称有两个支点。直径21厘米 （图九，3）。根据铭牌记载，墓内有镜台一，所以此镜在随葬时应置于镜台上。

 

（三）铜器

有鎏金盖弓帽（图九，1）、伞帽、铃、带钩、铺首（图九，2）、环、钗、泡钉（图一O,1——6）、 带扣、印符（图一O,7、8）等。

（四）金银器

有银质箱饰件、铺首、饰件、环和金钮扣、簧、金丝等。

（五）陶、釉陶、瓷器

因尚未修复，数量暂无法统计。但从目前已知的器形看，有陶灶、耳杯、盘、案、壶、三足鼎、颤、 罐、托盘、盆、熏炉、尊、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  7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可分二型。

A型：2件。圆形。M2:377，外有一圈宽矮沿，沿略外撇。口径37.8、底径36、厚1.8厘米（图一一，上 ）。

B型：5件。长方形。M2:376，外有一圈宽矮沿。长45、宽琴．8、厚2厘米（图一一，下）。

井  1件（M2:375）。泥质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为圆形，井沿为方形，有四根仿组成。四角 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与井沿以桦卯方式连为一体，并露出半圆形桦头。每根仿的两端长出井台边缘，在 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圆形井台下部边缘有一圈花边，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径27、圈足径 16.3厘米，井框长13.2、宽13厘米，通高23厘米（图一二，2）。

灶3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体呈长方形。灶台面上有一圆形火眼，前有五边形火门，上有一低矮 四阶山形挡火墙。灶台右、后两面各有一矮墙。火眼后有一方柱形烟囱，上有一盖。火门两边各饰五道平 行的凹弦纹，上饰两道平行凹弦纹，下饰一道凹弦纹。灶体长33.2、宽24.5、高27.5厘米（图一二，8） 。

B型：2件。M2:373，中空，整体呈长方形。台面上前后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敛口折腹陶釜。前有 介字形火门，其上的挡火墙已残，形状不明。长23、宽18、高8厘米（图一二，5）。

耳杯  3件。泥质灰陶，形制相同。M2:364，椭圆形口。圆唇，敞口，弧腹，两宽耳。口长径8、 短径6.3厘米，底长径4.2、短径2.4厘米（图一二，1）。

釜形鼎  1件（M2:37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低领，折腹，两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径 10.4、高12.1厘米（图一二，6）。尊3件。泥质灰陶，形状相同。MZ:138，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方唇 ，口沿下附双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径10.8、底径9.3、通高10.2厘米（图一二，7）。

三足器  1件（M2:371）。泥质灰陶。方唇，敛口，宽沿，圆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兽形足。 口内径16.5、外径21、底径11.2、足高4.5厘米（图一二，3）。

四系罐  1件（M2:378）。泥质灰陶。平沿，尖唇，直领，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横桥 形钮。口径12.4、最大腹径20.8、高23厘米（图一二，9）。

敞口罐  1件（M2:367）。泥质灰陶。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0.5、最大腹径 13.4、底径8.2、高14.5厘米（图一二，4）。双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质红陶，通体施酱色釉。圆 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环形突起，肩下饰一道凹弦纹，其上附对称两横系。 口径11.8、最大腹径23.4、高22.4厘米（图一三，3）。

四系釉陶罐  1件（M2:40）。泥质红陶，通体施青釉，釉层极薄，局部脱落。圆唇，高直领，溜 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匀分布有四横钮，钮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口径8.2、最大腹径14.2、底径8.6 、高12.2厘米（图一三，1）。

青瓷罐  3件。均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质粗糙，色偏红。圆唇，口微敛，斜 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饰两组水波纹，每组由七道平行曲线组成。在最下面的一组水波纹上 均匀分布四个横桥形钮。釉色偏白，有玻璃质感，较薄，施半釉。口径9.8、最大腹径15.9、底径11.1、 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体细腻，白色。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 肩下均匀分布四个横钮。青釉泛黄，施半釉，釉层薄而不均。口径9.1、最大腹径17.2、底径10.2、高 18.6厘米（图一三，4）。C型：1件（M2:370）。圆唇，直领，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横系， 肩上部饰一道凸弦纹，正对横系有一道凹弦纹。口径13、最大腹径16、底径13.5、高22.5厘米（图一三， 2）。

（五）其他

包括骨器、玉器、漆木器等，其中骨器有残骨尺、替等；玉器有璧、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佩等饰件，另有珍珠1枚、云母片若干；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

三、结语

（一）墓葬年代

从墓葬形制及结构看，西高穴二号墓与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基本相同[1]。如均为带有较长斜 坡墓道的大型多墓室砖室墓，前室均有两个侧室，方向为坐西向东略偏南；前室平面为正方形，四角攒尖 顶；都出土有铁质帐构架等户表明两墓年代应接近，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出土器物形制来看，西高穴 二号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如陶鼎、敦、壶、案等，具有明显的东汉晚期的时代特征，其时代应早 于魏晋。另外，二号墓用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与洛阳邝山发掘的东汉墓砖也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墓葬 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殊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 应为东汉晚期。

（二）墓主人身份

西高穴二号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其理由如下。

首先，该墓为东汉末期大墓，与曹操所处时代相符。该墓所出刻铭石牌多出自后室南侧室中，位置集 中，有的直接压于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这些石牌具有当时流行的“物疏”性 质，其上所刻文字内容有“木墨行清”、“香囊姗双”等，均为当时特有用语。这些石牌字体为汉隶，俗 称“八分体”。也与当时字体相同。

该墓前室所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上的“魏”字写法，具有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 在“委”和“鬼”字中间加一“山”字，这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的特殊写法，北魏以后中间的“山”字 已不再出现。这也是判定此墓为东汉至曹魏时期的有力证据。“常所用”等用语也符合当时语法习惯。如 《三国志&S226;吴书》上就有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啧青嫌盖赐”给周泰的记载。

其次，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长近40、 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 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也与曹植在其《诔文》中所写 的“窈窈弦宇，三光不入”相符。

第三，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日：“因高为基，不封不树”[2]。此墓葬所处位 置海拔103一107米，比3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 ，在墓室上面未见有封土，与曹操令日：“不封不树”的要求符合。

第四，该墓位于西门豹祠西，与曹操令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 ”相符。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河南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 。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的地面 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砖瓦残片，这说明在当时该处曾存在地面建筑。

据《水经注》浊漳水条记载：“漳水又东逸武城南。……漳水又东北逸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 ，为字词堂，东头石柱勒铭日：‘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所知西门豹祠中较早的文献记载。其建 于后赵建武年间，即公元335——348年。此勒柱石刻现存于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同书亦载，西门豹 祠在“县西十五里”，与现西门豹祠的位置相符。而西高穴村东距邺城故址14．丁公里，其位置与文献所 记载的曹操高陵的位置也相符。

第五，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发现了考古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验马都尉鲁潜墓志。 墓志记载：“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迥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是最早明确记载魏武 帝高陵具体方位的出土文献，它将魏武帝曹操高陵的位置锁定在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范围内。此墓志所记 载的墓主人鲁潜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时仅125年，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第六，该墓出有刻“魏武王”三字的铭牌7块，以前室所出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 为完整。石牌出土时已断为两节，一节的位置距南壁1.4、西壁3.75米；另一节距西壁2.7、南壁1.15及墓 底0.5米。石牌出土位置明确，所提供的信息也准确，是认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此后又分封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 ，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去 世后谥魏武王，后为魏武帝，这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因此其称谓相 符。

第七，据《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公元213年）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 万户，位在诸侯王上，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此墓所出圭、璧体型较大，也可反映出该墓 葬的王侯等级，而且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个突出特征。这表明墓主人具有王一级的身份和地 位。在目前已发现的7座东汉诸侯王墓中，该墓规格是很高的，也与文献记载的“位在诸侯王上”的内容 相符。

第八，曹操在其《遗令》中叮嘱其后人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3]。在该墓中未发现有为其安 葬所制作的金玉礼器。所出土的金丝、金钮扣等均为衣服上的饰品，而且在记载其随葬品的石牌中也没有 关于金银珠玉的记载。此外，圭和璧等大型礼器，均为石质。其中一件玉佩，其尖部已经残缺，说明是墓 主生前常所用的东西，这也是其“敛以时服”的有力证据。

第九，该墓所出陶器，器形偏小，做工粗糙，均为泥质素面灰陶，未见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彩陶。这也 符合曹植在《诔文》中“明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

第十，在该墓的墓室中共出土了3个个体的人骨，均被扰动。经鉴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魏 武帝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相当。此墓葬中人骨的出现排除了其为疑家的可能性，也是认定其为曹操墓葬的 又一物证。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认定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为魏武帝曹操，该墓即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附记：参加发掘和整理工作的有潘伟斌、尚金山、任成磊、潘金县、李秋华、杨振、陈金鹤 、信应超、朱树奎、贾秀娟、潘金敏、曹帅、郑益军、李竹亭、耿金亮、李建海、宋继章、刘铸。人骨由 王明辉鉴定，线图由李秋华绘制，照片由潘伟斌拍摄。

执笔者：潘伟斌、朱树奎

注释

［1］洛阳市文物工作瞅《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2］《三国志&S226;魏书&S226;产帝纪》。

［3］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