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市”淘“烂书” 山西“书贩”彭令演绎“浮生”传奇

平遥人彭令的这个夏天,是在京城度过的。宣武区的一家宾馆,成为他近期的固定通联地址。6月28日,自称“一介书贩”的彭令,在这里收到台湾“中华保钓协会”发来的公函,明确表示,将把由他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增补本《浮生六记》,作为“保钓”宣传材料之一。8月9日,首次公开此函的彭令,毫不掩饰这份延续了40天的喜悦。
2005年秋的一次“鬼市”淘宝,是彭令今世“浮生传奇”的开始。
《浮生六记》佚失之憾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个全本,悄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70多年前,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存世四记译作英文时,在长序中用这样的两个“想”,表白他对此书的深爱和对佚文重见天日的希冀。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散文体小说,虽系自娱之作,但艺术水准甚高,素有“小红楼梦”之称。俞平伯先生形容此书“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台湾学者俞国基先生说:“纯就我个人读书的感受,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以爱情为主调的作品,只有两部书够资格称之为文学巨著,其一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部便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了。”红学家冯其庸亦评价:“《浮生六记》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伟大作品……”
和《红楼梦》拥有同样遗憾的是,《浮生六记》也有两卷佚失。在作者生前,《浮生六记》只以手抄本形式在苏州一带流传。光绪四年(1878年),清人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残稿,此后方以活字版刊行。此时,全书仅存《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4卷,卷五《中山记历》、卷六《养生记道》已经佚失。100多年来,文化界、出版界和民间爱书人士对两卷佚文的搜寻,从来没有中断过。
金陵“鬼市”淘得“烂书”
在古旧书爱好者心目中,几年前的南京朝天宫,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每逢周末,凌晨2时许,这里即遍是贩卖旧书的地摊,天亮即散。淘书者持手电筒扫向地上的前朝故纸堆,寻觅心爱之物,影影绰绰、神神秘秘,其形其境,颇合“鬼市”之名。
2005年秋的一个周末,一个黑瘦矮小的男子从这里淘到一册封面题有“记事珠”三字的破烂抄本后,悄然离开。
此人经营古籍数年,已颇具鉴识眼力。初阅《记事珠》,他即由字迹和内容,基本认定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手迹。后经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鉴定,结论无误。
次年,该抄本现身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春季拍卖会,起拍价10万元。然而观者纷纷却无人举牌,最终流拍。男子将流拍原因归于抄本周边残损、毛装松脱,爱书之人不忍翻阅,遂请人按内容分拆装裱为经折装四册,一一署为“钱梅溪手稿”,等待下一个出手时机的到来。
这位眼光独到、头脑精明的“书贩”,名叫彭令。
“书贩”彭令的学术发现
彭令1970年出生,祖籍山西太原河西义井,其祖父1949年南下定居湖南。彭令生在湖南,学在京城,曾以为报刊撰文和推销儿童益智玩具为生,但对古旧书籍兴趣颇浓。1998年,他携家眷返回山西,定居小城平遥。两年后,正式涉足古旧书生意,常年奔波于京津江沪等地古旧书市,以收集、转贩古旧书籍与整理文献资料谋生,并以此行道可兼顾兴趣与糊口为幸事。《记事珠》流拍后不久,有香港人致电彭令,愿出10万元购买此书。彭令听后为之一震,开始细读《记事珠》。
彭令坦称,其时,“不学无术”的他尚未读过《浮生六记》。读到抄本中《册封琉球国记略》时,他惊讶地发现,在从未到过琉球的钱泳笔下,竟有清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国的经历见闻。除此之外,还有同时代文人沈复身世及《浮生六记》各卷笔记条目。联想文中记述琉球红衣馆(妓院)和红衣女(妓女)等的文字直白大胆,绝非朝廷官员风格,出自终生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沈三白名复者”之手倒有可能。他开始“大胆设想”,莫非钱泳笔下所录《海国记》,就是《浮生六记》佚失的卷五《中山记历》?
2007年秋开始,彭令在求教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和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萧相恺研究员的同时,“近乎疯狂”地网购了20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浮生六记》,尽搜学界相关论文,仔细阅读,反复推敲。后又设法与《浮生六记》研究专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取得联系,发去书影,请专家参阅定夺。乍听时也认为“不可能”的蔡根祥教授,之后对该抄本呵为珍宝。
2008年6月,彭令的论证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在香港《文汇报》分5期刊出。一时间,日本、台湾等地学界表达研读、咨询、收藏意愿的来电来函,让彭令应接不暇。同年8月,台湾学者蔡根祥向文化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甄审委员会,发去推荐该抄本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的函文,从文学、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该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义。
其时,距沈复出使琉球整整200年,距《浮生六记》前四卷的刊行,也已隔了130年。
日本人高价收购遭拒
2009年,经学者指点,彭令又从稿本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公元1808年(嘉庆十三年),沈复以“太史司笔砚”身份,随太史齐鲲、侍御费锡章出使琉球。他用55个字,简洁生动地描述了船行中琉边境时的见闻:“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中国东南海面上的这一组岛屿,中国人称为钓鱼岛(台),日本人称为尖阁列岛。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现冲绳久米岛)开始的,黑水沟是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钓鱼岛在中国领域内。
长期以来,日本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而沈复见到钓鱼岛的时间为1808年,比古贺辰四郎足足早了76年!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整版刊发专访彭令的图文——《清著手迹面世,比日本文献早76年,铁证钓鱼岛属中国》;次日,《参考消息》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题为《钓鱼岛属于中国再获文献证明》的摘要转载,此后海内外转载报道的媒体多达近百家。不久,国家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希望彭令提供相关资料。收到资料后,亚洲司司长杨燕怡致信彭令,称资料将转交主管部门认真研究。
很快,有日本人打电话给彭令,开价1000万元人民币求购《记事珠》,彭令以“我是华夏子孙,《记事珠》抄本应当留在中国”拒绝。随后,互联网一些论坛出现“《海国记》系伪作”、“学术造假又抬头”的说法,同时,百度百科“彭令”、“浮生六记”等相关词条屡遭删改,删改者IP多在境外。后经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词条得以恢复并锁定。
不是结局的结局
时间进入2010年,“书贩”彭令的喜讯接踵而至——
2月10日,文化部重新组织由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教授任组长的专家鉴定组,对“《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进行鉴定。
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收录有彭令所整理《册封琉球国记略》的新增补版《浮生六记》。
5月10日,傅璇琮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正式收彭令为门下弟子。5月18日,傅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援引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古来新学问兴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观点,将《海国记》的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简牍的出土相比,认为“应该予以充分、如实的评价,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6月7日,国家版权部门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详细审核,对彭令提供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著作权予以登记,并颁发证书。从古籍文献中整理完成的文字作品,著作权被国家认可并予以登记,尚属罕见。
6月20日下午,两岸学者傅璇琮和蔡根祥在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再就《海国记》进行交流。二人认为,《海国记》抄本不仅是真本,且至少有三点重要价值:部分复原了沈复《浮生六记》一度失传的第五记;对钓鱼台(岛)与琉球的记载将可通过新增补版《浮生六记》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系确知姓名之古人亲录历史文献,孤本行世,弥足珍贵。
8月6日上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认真鉴定《(〈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后表示:“我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
8月11日上午,傅璇琮先生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彭令再次研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增补”《浮生六记》时感慨:“《册封琉球国记略》既是清代著名书家手迹、又是传世经典佚文,还含有‘钓鱼岛自古属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三位一体,当是天工巧合、人间奇迹……谓之为‘当代和氏璧’,亦不为过。”
……
对话彭令
三晋都市报:之前所有媒体报道中,你本人从未有过公开亮相,是刻意的吗?为什么?
彭令:是,一律谢绝。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普通话讲不好。媒体报道后,“黑瘦矮小”、“湖南口音”的我,如今在平遥或省城南宫淘书,都已经有点不方便了。(这件事)直接涉及到我未来的谋生问题。将来我还是要到地摊上去淘书的,(我)就是这个命。
三晋都市报:作为“靠古旧书生意养家糊口的一介书贩”,你曾多次向文史部门捐赠藏品,甚至坚持每月向长沙毛泽东文学院捐赠一本毛泽东著作或革命史料,这样做又是出何初衷?
彭令:这些资料如果在我手中密锁深藏,将无法服务社会,应该说有点浪费。这种捐赠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一种自豪,一种精神享受,让我觉得自己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做了点有益国家和社会的事情。
三晋都市报:有说法称《海国记》有“为卖高价炒作过头”之嫌,作为持有人你怎么看?
彭令:有人说“炒作过头”是有其道理的,或者说我“敝帚自珍”也好。我已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看作自己最大的利益。因为从本质上讲,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也就是个人最大的价值。
海外有人说是炒作,我认为是宣传。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很难得、很好的宣传材料。因为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以往都是记载于史志文献中,远不如在文学经典中更能深入人心。就像我们山西运城的关云长,《三国志》中有记载,但真正深入人心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史实引入文学名著,宣传效果和影响力大不一样。海内外某些人认为我们炒作,我们就“炒作”,只要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
我想,该手稿本的最终价值,还应由市场来决定。我已公开承诺,将把拍卖所得的一半,用于征集革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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