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2)

(5)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万年仙人洞遗址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大源盆地，盆地四面高山环绕。遗址在盆地西北部的小河山山脚下，洞口朝向东南，洞深约40米，内分4个支洞，洞外70米处有文溪水，洞口高出洞外文溪水水面约3米。1962年、1964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区分为下层和上层。在1976年提出，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并公布了上层的贝壳样品的测年数据为10870±240年，下层骨化石的测年数据为8575±235年[17] 。彭适凡据此还分析华南的广东翁源(现为英德)青塘等发掘资料，在1960年贾兰坡研究的基础上[18] 再次提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问题[19] 。后因1977年夏鼐指出仙人洞的两个测年数据可能受古老碳酸盐的影响而表现出偏老，而考古测年学者也没有对此现象及时做出科学的说明。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仙人洞的重要发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90年代初，在开展的中美合作探索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仙人洞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吊桶环遗址位于仙人洞西面约800米，1984年发现，1993年发掘仙人洞遗址时一起进行了发掘。

这两处遗址在1993年、1995年、1999年进行了3次考古采样和发掘，又获得石器650件(片)、骨器132件、穿孔蚌器36件、陶片500余块和20多件人骨标本，以及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残片和一批孢粉分析的样品；还对这两处遗址各文化层土样进行植硅石提取和分析，获得大量稻的植硅石。通过研究，确认这两处遗址的文化层大体可分为三大层。吊桶环的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9770±360年。仙人洞的下层和吊桶环的中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4160±90年。仙人洞上层与吊桶环上层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测定年代的下限为距今8825±240年，上限在距今12000年以前[20] 。

199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掘收获的各种文章有十多篇，但正式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尚未公布。据各种报道可知，这两处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等。石器中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少量石片石器，还有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有穿孔石器、石凿、梭形器、磨盘、磨棒等。陶器多为器腹片，陶土中都加有羼和料，多数是粉碎的石英岩，也有长石和碎陶片颗粒。陶色不纯：制作方法既有泥片贴筑法，也有泥条盘筑法。器型有圜底釜罐类。骨器有锥、簪、铲、凿、镞、镖等。其中穿孔蚌器很有特色。目前没有发现栽培农作物的有关籽实遗存，但据报道，在土样中分析出有稻的植硅石，并且有

少量属于栽培稻的植硅石[21] 。详细情况，有待于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再次发掘，为在华南地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以及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文化演变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6)道县玉蟾岩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南岭北麓，附近地貌为四周高山环绕的山间盆地。玉蟾岩洞口朝向东南，高出地面约5米，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为一约100平方米的洞穴居住遗址。1993年、1995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46平方米，遗址堆积厚1．2—1．8米。发现了直径约40--50厘米的地面烧火的灰堆，内含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达15厘米。出土物有石器、陶器残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石器均为打制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形器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骨器有铲和锥，蚌器穿孔。在文化层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1件尖圜底陶器的陶片。陶片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纺织印痕的纹饰。

动物残骸中，属哺乳动物有20余种，鸟禽类有10余种，另有螺、蚌、龟鳖及鱼类等水生动物。植物遗存有40余种，其中有4枚稻谷壳和土样中的稻植硅石。对1993年出土陶片的碳十四测定，陶片上的腐殖酸年代为距今12320±120年，陶片基质年代为14810±230年，测定的同层位的木炭标本年代为14490±230年；对1995年采集的兽骨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并经高精度树轮校正，约在距今8009--9861年(ZK--2901．ZK--2903)范围之内。[22]

(7)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甑皮岩洞口朝向西南，由主洞、矮洞、水洞三部分组成，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主洞和矮洞，面积约240平方米，1965年试掘，1973--1975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后认为其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中较早的遗存[23] ，但测定的1件蚌壳的年代数据为11310±180年(ZK—279--1)，当时认为测年数据的标本受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偏老，所以对此没有引起重视。1979年围绕甑皮岩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偏老问题，考古测年学者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得出在石灰岩地区水下生长的动、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显然偏老一两千年，并又测定了1 1个甑皮岩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甑皮岩遗址的下层年代在距今9000年以上，而且确认当时也有陶片[24] 。这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科学分析后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陶片和年代最早的石器文化遗存，为甑皮岩遗址文化遗存的重新研究，奠定了基础。20年后的2001年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文化堆积最厚处达3．2米，并依据新发现的文化遗物的层位，将以往出土的遗物，一并分析，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至第三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其中第一期已出现陶器，似为捏制成形的大口釜，并有穿孔石器等局部磨制石器，骨角器有锥、铲、针、鱼镖，以及蚌刀等。第二期的陶器制作出现了泥片贴塑成型技术。第三期的陶器器型丰富些，但也以尖圜底敞口罐为主。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出现了分体制作工艺。石器中不见穿孔石器。在第四期发现两座墓葬，一为成年男性，一为婴儿，均为蹲踞葬，人骨架上均置有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婴儿的头部覆以2件大蚌壳。第五期的陶器种类较多，有各种罐、釜、盘、豆、盆、钵等，有通体磨光的石锛。甑皮岩遗址第一至三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间，每期跨度约1000年。第四、五期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25] 。

(8)邕宁顶蛳山遗址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邕宁县城南约3公里的邕江支流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嘴南端。1994年发现，1997年开始进行发掘。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有石器和陶片。石器中有较多的细小石片石器和少量的天然玻璃陨石，还有穿孔石器。陶片都是圆底的罐或釜类器残片，陶胎较厚，饰粗绳纹，口沿上捺压花边，花边下施一周附加堆纹。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26] 。顶蛳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河旁台地遗址。

(9)英德牛栏洞遗址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约2公里的狮子山南麓，1983年发现，1996年、1998年两次发掘51平方米，发现有灰烬、人类牙齿与腓骨，以及石制品1004件，其中打制石器266件、局部磨制石器9件，骨制品16件，牙、角制品各1件，蚌制品8件，陶片23片，还有一批动物骨骼和水稻硅质体与植物孢粉等。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仅见打制石器与骨器。第二期出现局部磨制的穿孔石器。第三期分为前段与后段，都有局部磨制的石器，如磨刃切割器和磨刃石斧，陶片都发现于第三期的前段与后段。据对测定的22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推定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9000年，第二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前8000年，第三期前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7000年，第三期后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27] 。

此外，1988年发掘的广西桂林庙岩[28] 、2000年发掘的临桂大岩[29] 、海南三夜落笔洞[30] 等洞穴遗址亦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17]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第23--35页

[18]贾兰坡《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理论与实践》1960年第3期。

[19]《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第15--22页。

[20]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389--392页；周广明、陈建平：《赣东北农业考古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

[21]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王幼平《复原仙人洞人历史的石制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9页；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第29--39页．

[22]袁家荣：《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l页；袁家荣：《玉蟾岩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3l一41页。

[23]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第175--179页。

[2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3—250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44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第11—33页

[27]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厂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28]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石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150—165页。

[29]傅宪国等：《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初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

[30]郝思德、黄万波编：《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vi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