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沟考古发现多与黄帝有关

中华民族一向以“龙的传人”闻名天下，中国古代的对外交流之路被誉为“丝绸之路”，中国在世界上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所有这些都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有着一脉相传的联系：黄帝文化中的龙文化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黄帝正妃嫘祖教人们养蚕缫丝以供衣着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记载，而黄帝部落在战胜炎帝和蚩尤统一诸部落后，又有文字等伟大的发明，使人们由荒蛮跨进文明社会。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田家沟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中，这些因素都一一得到了实证，让人无法不信服考古发现果然是历史的“无字地书”，同时为我们脚下的土地作为黄帝文化的发祥地而深感自豪。

上午发现蛇下午蛇头形耳坠现身

“这是目前出土的唯一一件蛇头形玉耳坠，增加了考古发现中的玉器种类。 ”3月27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来柱打开电脑“看图说话”，向记者介绍田家沟红山文化考古中发现的这件独一无二的宝贝。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能比玉猪龙的发现更有价值。

回忆起当初发掘的情景，王来柱翻开了《考古工作日记》。 2011年5月27日，那天上午刚上山清理墓葬的时候，当地民工张国龙在一个已经清理过的墓坑中发现了一条蛇。王来柱让张国龙将蛇缠在树枝上扔到远离发掘现场的草丛中。下午，发掘工作继续进行，15时45分，考古队开始清理第四地点9号墓，掀开石棺盖板后，将棺内的淤土清理干净，露出了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墓主人在棺中呈仰面、直身姿态，右耳下有一个鸡骨白色的玉饰。

玉器表面呈现出鸡骨白色，证明玉器的年代相当久远。事后，王来柱对这个玉饰进行了仔细研究。这个玉饰长近9厘米，厚近1厘米，正面看是蛇头，侧面可以看到长长的大嘴，颈部有瓦沟纹，“瓦沟纹是红山文化玉器最有代表性的纹饰”。玉饰背面六道阴刻线将蛇腹分成七部分，“这就是所谓蛇的七寸，在这个位置既可以抓到蛇，又不会被蛇咬到。 ”

佩戴玉蛇为黄帝部族习俗

从事红山文化考古10多年，王来柱认为这个耳饰与龙文化因素有关。众所周知，牛河梁出土了著名的“玉猪龙”。玉猪龙，到底是猪首、熊首，还是人首，说法很多。但“玉猪龙”的身体为卷曲的蛇体，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这位墓主人佩戴的单只蛇头形玉耳坠，让王来柱想到了《山海经》中有关神佩戴蛇形耳饰的记载。比如，在《大荒西经》中说：“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兹。 ”《大荒北经》中还说：“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

《山海经》是一部上古奇书，记载了五帝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 《山海经》中常有神人戴蛇、践蛇、珥蛇的记载，其中的“戴”指在颈部圈挂，“践”指脚踏，“珥”指装饰在耳朵上。

如果把蛇头形玉耳坠与《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对照，更显示出蛇头形玉耳坠的弥足珍贵。

“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盘古、黄帝、伏羲、女娲等神人的形象，都曾带有蛇的痕迹。据《列子》记载：‘疱牺氏、女蜗氏、神龙(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汉代画像砖中曾出现伏羲女娲交尾图像。 ”3月28日，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雷广臻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山海经》中有很多戴蛇、珥蛇、践蛇的神。如《海内西经》：“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东经》：“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 ”《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从这些记载可得出一个结论：黄帝部落应以蛇为图腾。

古人还认为自己的祖先与蛇有血缘关系，于是产生了人面蛇身的传说。 《史记·天宫书》记载：“轩辕，黄龙体。 ”《五帝本纪》正义说黄帝“生日角龙颜”，并说黄帝之子有十二姓，闻一多先生考证其中的“僖”、“巳”两姓为龙蛇族，由此看来，黄帝部族的图腾体系中原本有蛇，后来蛇又演化为龙。 《山海经·海外西经》还说：“轩辕之国……穷山，有四蛇相绕。 ”这些记载进一步证明轩辕黄帝部族内部的氏族多以蛇为图腾。

诸神戴蛇、珥蛇、践蛇的记载，如果再加上考古实例的印证，便可以得出结论：佩戴玉蛇等应为黄帝部族的古老习俗。所戴之蛇、所珥之蛇、所践之蛇均为人造之物，而非真蛇，其中一些人造之物为玉器，牛河梁遗址及田家沟遗址出土的玉、玉蛇均是佐证。

“嫘祖养蚕”并非传说

此次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一共出土了两件玉蚕。第一、三地点各出土一件。第三地点出土的玉蚕极其形象，第一地点出土的比较简约。即便从视觉上观察，在田家沟第三地点出土的玉蚕也是非常抢眼的。它看上去胖乎乎的，头部的上面有触角，下面有口器，眼睛明显是复眼双圈的，外圈深、内圈浅。有人认为它像茧蛹，有人认为它像吐丝的幼虫，但名之为玉蚕还是实至名归的。相比较而言，第一地点出土的玉蚕，王来柱还是比较谨慎地称之为“蚕形玉器”。

由于第一地点发掘时间较早，2009年就结束了，王来柱对第一地点墓地曾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蚕形玉器”出土于墓主人右臂肱骨下，横置。他用一串专业术语描述了这个玉器的形制特点后，认为考虑到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及其附近也多有“玉蚕”出土，并且都出土于牛河梁红山文化上层积石冢的浅穴墓葬中，为便于进行比较和确定年代早晚，还是暂时将其称作“蚕形玉器”，“是否妥当，留待以后发现更多的出土文物时再议”。

在红山文化玉器中，蚕曾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再现。 “在牛河梁曾出土一件玉蚕，原来称作玉棒形器 ，头端和尾端明确，用一周弦纹和两匝凸起将头、胸、腹分开，没有腹节的表现;2006年，为配合京四高速公路建设，考古人员在朝阳市建平县东山岗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玉蚕，头、尾端明确，背上有纵向浅沟槽，似象征两翼分界线，腹下有腹节的明确表现;在牛河梁还出土过一件蚕宝宝，头、尾明确，有腹节表现 ，外形轮廓和本次发现的蚕形器最为接近。 ”王来柱说。

接触、研究过数百件红山文化玉器的王来柱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红山文化玉器除了在宗教、礼仪等精神生活方面有所表达外，在物质生活方面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也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田家沟出土的玉蚕形器，以及牛河梁墓地及其附近，包括内蒙古赤峰地区出土的多件玉蚕，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物化载体。玉蚕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在蚕的不同发育阶段也都有较为精准的表现。这说明在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养蚕缫丝所形成的家庭纺织业已经初具规模，看来文献记载的黄帝元妃嫘祖教人养蚕缫丝并非传说。

石板上惊现黄帝文化符号天鼋

2010年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田家沟红山文化新遗址的第三地点进行清理时，发现了红山文化典型的由三重石围圈构成的积石冢，在直径7米的内圈石墙上发现了一块规整且相对较大的石板，长约50厘米，最宽处约40厘米，厚约3厘米。仔细察看上面有比较清晰的雕刻图形。

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雷广臻两次到现场观察、研究这块石板上的雕刻图形，经过一年的比对、考证，2011年11月20日，雷广臻向媒体宣布，这个雕刻图形是黄帝图腾神龟——天鼋：由点组合的头部，均做伸出状的前腿与后腿，圆形的龟背，活脱脱一个生动鲜活的神龟(天鼋)图形。

消息传开，一些人想起了红山文化中玉龟的故事。几年前，有关专家在观察牛河梁第五地点出土的两件玉龟时发现，两件玉龟的大小以及头部和尾部有明显差别，一个玉龟的腹部有一明显的凹陷，有手指肚大小。这一奇特现象引起了专家的兴趣。这时有人提起了几年前的 “红山文化玉器分公母”的旧话题。后来经过请教生物学教授，得到了“腹部有凹陷的当为公龟”这一肯定的答复。至此，牛河梁红山文化玉龟分公母有了定论。

雷广臻说，龟在黄帝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礼记》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庄子》说：龟是“天下之宝”。红山文化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龟说明，至少在5500多年前，以黄帝部族为代表的中国人就认识到龟的重要，并区分了公母。更有意义的是，古人在雕琢玉龟时保留了他们对公母、雌雄的认知，由此形成了朴素的阴阳观念，而阴阳观念正是黄帝文化的核心要素。

雷广臻认为，红山文化即黄帝文化。除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龟这一重要物证外，最有价值、最直接的证据是黄帝文化符号——田家沟神龟图腾图案的发现。

雷广臻说，天鼋就是轩辕，轩辕即黄帝。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中有“我姬氏出自天鼋”一句，意指黄帝族出自天鼋(神龟)，天鼋是轩辕的氏族名称、徽号和图腾。郭沫若在解释天鼋即轩辕时说：“天鼋二字，铭文多见，旧译为子孙，余谓当是天鼋，即轩辕也。 ”

雷广臻强调说，田家沟石板上发现的黄帝文化符号天鼋(神龟)，不仅说明5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用石刻图形或字来表示部族的来源，而且为红山文化即黄帝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证据。这个证据与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的多个玉神龟和蚕玉器等遗物结合起来，构成了红山文化即黄帝文化的坚实证据链。

百年家族墓葬述说5000多年前古礼

非成年人不能葬入;有佩玉与不佩玉之别;敬老尊亲;二世同堂或三世同堂。以上就是田家沟考古得出的5000多年前的礼仪。田家沟第一地点墓地是沿用了百年左右的单一家族墓地，葬入墓地的都是为家族作出贡献的不同辈分的成年人。 5000多年前的墓主人和随葬的玉器，在无声地述说着中华文明肇始阶段的家族古礼。古礼在当时是黄帝部落得以凝聚内部、统一诸部的强大软实力，经过后世的不断演变，最终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

5000多年前的社会景象在王来柱的讲述中生动鲜活起来。

在这一片墓地里有三个家庭墓葬，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葬俗特点：未成年人是没有资格葬入家族墓地的，而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如前所述，未成年人是没有资格葬入家族墓地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小，没有能力为家庭或家族作出贡献;成年人虽有准入家族或家庭墓地的资格，但只有那些为家族或家庭作出了贡献的成年人才有资格葬入。葬入墓地的成年人，又有葬玉与不葬玉之别，说明在能力与贡献大小上还是区别对待的。

王来柱说，在玉器随葬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共性：葬玉与不葬玉相互对应——老辈葬玉，少辈不葬玉。同一家庭墓地内老辈人佩玉，少辈人不佩玉，说明老辈人在经验、知识甚至技巧方面更有能力为家庭或家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佩玉与不佩玉已具有实实在在的‘礼’的含义，同时也说明，玉器的获得靠的是能力与贡献大小，而非其他。 ”

王来柱说，玉器的获得还有另外一条途径，那就是家庭或家族的赠予，但在葬仪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随葬的玉镯是佩戴在手腕上的，则表明是靠贡献所得;而靠赠予得来的玉镯只能摆放在胸口上，而不敢理直气壮地佩戴在手腕上，因为这个玉镯从尺寸上看是完全可以戴在手腕上的。这也恰恰从反面证明，只有靠突出的能力和贡献得来的玉器才是正理(礼)。

“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不同种类玉器中，恐怕哪一类玉器的出土数量、出现频率也没有玉镯和玉环那么多、那么高(多达50余件)，恐怕哪一类玉器在表达墓主人身份和地位时也没有玉镯和玉环来得那么直接，牛河梁各地点中心大墓墓主人均佩戴玉镯就是明证。 ”王来柱认为，玉镯和玉环虽大小有异，但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二者又经常共同出现，甚至在出土部位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在佩戴或摆放的随葬方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只要在随葬方式上是佩戴的，都是靠能力和贡献获得的;只要在随葬方式上是摆放的，不论形体大小都是靠赠予得来的，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肇始阶段的家族古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