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考古：填补古代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空白

山台寺遗址出土的牛骨架。资料图片

在对豫西晋南地区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开展的重点研究中，动物考古学家发现，遗址中出土的动物以家猪为主，还发现了黄牛、绵羊等新的家养动物——这与以后商周时期该地区出现数量较多的黄牛和绵羊在时间上一脉相承。

“黄牛和绵羊成为家畜以后，不但丰富了当时的肉食资源，为利用羊毛等二次开发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在宗教祭祀方面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乃至后来成为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认为，豫西晋南地区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家畜饲养似乎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继承了以前数千年形成的家猪饲养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夏商周时期饲养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的先河。

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反映古代经济形态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看，豫西晋南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大量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二是这种饲养活动一直持续发展下去。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其他地区先保持而后出现转型乃至衰退的现象明显有别，也与南方一些地区长期依赖渔猎活动形成鲜明对照——这可能是中原地区的经济强于周围地区的一个重要证据，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袁靖说。

动物考古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还开发了对动物遗存进行DNA测试、开展锶同位素分析等新的方法，这对于探讨人群迁徙与否、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否存在文化交流及其对文明形成的影响等，都具有独到作用。

在尝试用锶同位素分析方法认识牛和羊的出现是否与文化交流相关时，动物考古学家选择不同时期不同遗址出土的10个个体以上的家猪牙齿进行锶同位素测定，以测试结果作为当地的锶同位素特征；同时对同时期同地点出土的牛和羊的牙齿进行锶同位素测定。据袁靖说，通过比较这些遗址出土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就可以判断牛和羊的饲养地是否发生过变化，由此推断个体在存活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因为文化交流带来的迁移。

“动物离开人类可以生存得很好，人类离开动物则无法生存。”袁靖说，在研究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动物考古的目的正是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在经济基础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对构建上层建筑的影响——显然，这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力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