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秦直道使用２００年后"改线"为汉匈融合之路

为防御匈奴南下，秦始皇在修建长城之外，还修建了由首都咸阳直援北方长城的古代高速路--直道。然而最新考古研究发现，这条道路在使用２００年后已悄然改线，中间路段走出高山，其功能也由军事渐变为民族融合之路。

主持秦直道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在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尤其是近两年的考古发掘情况表明，旨在防御匈奴骑兵南下的秦直道，在汉匈关系持续好转的情况下，直道的中段路线渐渐走出了高山，改到了西边较平坦的路线，其发生的标志性时间应当在两百年后的两汉之际。

被誉为中国古代高速路的秦直道，是由秦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直通黄河北的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古代干道，源于公元前２１２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修建通往北方长城前线的军事干道，其全长７００多公里，路面平均宽度３０米左右，最宽处６０余米，因裁弯取直多在荒山野岭上修建而成，整体上南北基本直向，被称作直道。

张在明说，作为军事干道，秦直道的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陕甘交界处的子午岭，以及陕北、陇东及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建成了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但其堑山湮谷，工程量十分庞大。譬如兴隆关南一段南北向的２１０多米长的秦直道，其呈梯形的土方量达１７万立方米。如此南北取直的巨大工程，因时演变千年之后其具体走向多有不明，中间路段也有了东线与西线的不同说法。

历史的争论无疑需要考古提供新资料。于是，张在明２００６年开始带领着考古队一直奋战在陕西省子午岭沿线的高山地带，期望从黄土高原特有的山脉上探寻到两千年前中国军队的历史遗迹，还原秦直道的历史面貌。

张在明说，根据近年的连续考古调查与发掘，尤其去年淳化县兴隆关的考古发掘，发现秦直道的中段在两汉之际有过变迁。根据考古地层学判断，传统的秦始皇修建的直道中段在两百年后的两汉之际基本废弃，在其西边地势较平坦的黄土高原上基本平行地兴起了一条新古道，其南北两端皆连回到秦直道，成为新的秦直道。

２０１０年秦直道兴隆关的考古发掘发现，秦直道南段保存着四层古代路面，早期两层路面属于秦汉时期，后期两层路面则属于东汉以后直到宋明时期。而中段之中的经典秦直道只有早期两层路面，后起的西边的秦直道则保存了东汉及其以后的路面，二者先后承续关系十分明显。

张在明说，由于事关重大，专家们对于秦直道四层路面的时代判定，尤其是两汉之际的路面判定，除了依据路土遗迹、遗物外，还参照了富县桦沟口、甘泉方家河段的秦直道发掘成果。譬如富县桦沟口直道发掘的面积较大，遗迹遗物较多，特别是出土的大泉五十铜币及打破路面的弃埋坑中的人骨年代鉴定数据等，都为判定路面的绝对年代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秦直道因何改线呢？除了穿行于高山、大河的不便之外，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匈关系持续好转，民族交流与融合成为历史大趋势，中原与草原的经济互补日益成为共识，舍弃难行的山间秦直道而开辟易行的秦直道成为必然。

长期致力于秦直道研究的古代交通史专家丁晨说，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一直是古代中国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汉武帝时期的持久战争后，双方认识到了友好共存的重要性，长期的和亲政策下，双方的技术、文化、艺术、产品等等通过贸易、交流、通婚等方式相互渗透，其最便捷的通道就是秦直道，而舍难就易的选择，就是军事用途的秦直道，逐渐被和平时期的秦直道取代，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然，秦直道改线成为民族融合之路并非一蹴而就，两汉之际的时间节点也是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学资料得出的一个标志性结论。除了和平时期的民族融合外，在战争情况下的民族融合其实也未曾断过，互市不开的情况下仍有众多逃兵、俘虏融入对方的社会生活之中，就是秦直道上也不乏妇女与儿童的脚印。

张在明说：如果说秦始皇修建的是经典意义上的秦直道，那么后起的直道则与其一起形成了一张连接草原与内地的弓，经典的直道是弓弦，新起的直道是弓背，二者共同形成了历史上的秦直道，形成了汉匈民族融合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