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博物馆汉墓出土文物:大连曾是汉代辽东郡的经济中心
最近,大连汉墓博物馆推出了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大汉雄风——中国汉画艺术展”,作为大连唯一的古代遗址博物馆——大连汉墓博物馆也推出了自己的新展览——大连出土汉代花纹砖展
普兰店姜屯墓地41号墓出土漆器鎏金铜附件
大连营城子第二地点76号墓出土金质龙纹带扣
最近,大连汉墓博物馆推出了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大汉雄风——中国汉画艺术展”,作为大连唯一的古代遗址博物馆——大连汉墓博物馆也推出了自己的新展览——大连出土汉代花纹砖展。
这两个展览再一次引起了市民对汉墓博物馆的关注。走进大连汉墓博物馆,一件件汉墓出土的精美文物,无不折射出汉代大连的繁荣。在与中原地区广泛交流过程中,大连地区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汉代辽东郡的经济中心。
金质龙纹带扣:与古波斯、朝鲜出土文物相似
金质龙纹带扣出土于大连营城子第二地点76号墓。这是一座西汉后期贝壳和砖、卵石合筑墓,是迄今大连地区乃至中国东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汉代墓葬,不但随葬像鼎、樽、承旋、盘等青铜器,还随葬有玉剑璏、兽钮铜印等珍贵文物。尤其是随葬的金质龙纹带扣更以其精湛的工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金质龙纹带扣平面前圆后方,略呈马蹄形。带扣前端开弧形带孔,孔中间装有活动的扣针。边缘内折,折边穿有19个针孔。带扣表面有10条龙:1条大龙盘踞中间,9条小龙环绕其周。带扣之周边及群龙之间镶嵌有绿松石,龙的背脊处为一串大小不一的金珠,整体构图有层次上的变化,带扣质料考究,构图生动,工艺精湛,堪称汉代金器之极品。
据著名文物学家孙机先生研究,金质龙纹带扣上镶嵌的水滴状绿松石工艺,与古波斯阿契米尼王朝金器所镶嵌的绿松石工艺相同,说明当时可能存在文化交流。
目前发现的汉代金质龙纹带扣仅见数件,除了大连地区营城子发现的这件带扣外,还在朝鲜乐浪古墓及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址各出土1件,与其他几件龙纹带扣相比,营城子金质龙纹带扣是龙的数量最多的一件。因其出土数量少,所以这件带扣的出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所发现的金质龙纹带扣,几乎都不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而大多在边陲地区。该墓中出土的兽钮铜印,虽已不辨印文,但从钮制分析,极有可能是汉王朝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墓主人应是一位身份高贵的少数民族首领。
祭玉和玉覆面:礼制僭越
2010年发掘的张店城附近姜屯墓地中,45号墓是唯一未被盗掘的西汉后期大型素面砖室墓,一组祭玉和玉覆面是最重要的发现。在姜屯考古报告和发表的复原文章中,曾误为只是一件玉覆面,经后来研究,这是一组祭玉和一件玉覆面。
所谓祭玉,是指祭祀方面的用玉。文献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多,汉代皇室贵族在祭祀中广泛使用玉圭和玉璧。如此看来,姜屯45号墓主人非同一般,身份一定是很高。但墓主人使用祭玉,显然是对当时礼制的最大僭越。
玉覆面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奢华的丧葬品仅出现于贵族墓葬中,春秋时期最为盛行,到西汉前期已基本不见。能够使用玉覆面的墓主人,无疑身份很高。45号墓应是姜屯墓地中级别最高的墓葬之一。
嵌贝铜鹿镇:居室奢华用具
1975年,张店城附近的驿城堡乔家屯7号西汉后期土圹木椁单室贝墓出土了一组4只嵌贝铜鹿镇。这4只铜鹿镇大小相同,高6.2厘米,长11.4厘米,是4只可爱的梅花鹿形象,雄、雌各二。
其制作方法是,先铸出铜质鹿的身躯,经过鎏金处理,再嵌上虎斑贝壳作为鹿的背部,而贝壳上的斑点被巧妙地利用为鹿身上的梅花斑点。雄鹿嵌以铜角,雌鹿仅以红彩绘出鹿角。
无独有偶。2010年在张店附近姜屯墓地41号西汉后期土圹木椁单室贝墓中也出土了一组4只嵌贝铜鹿镇。其制作方法与乔家屯7号所出嵌贝铜鹿镇基本相同。
上述两座墓均为夫妻合葬,有棺,棺上覆盖有皮革类物作为棺罩,其上缀有圆形泡钉的鎏金柿蒂装饰。都随葬鎏金车马具模型和精美的漆器等。虽然漆器已腐朽,但鎏金铜附件仍可窥见漆器之精美。在西汉时期,能够使用如此精美席镇、漆器,又能够随葬鎏金车马具模型的人家绝非普通百姓,而是拥有较多财富的富有人家,墓主人一定具有较高的身份。
这两套嵌贝铜鹿镇非纸镇,而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席镇。汉代比较讲究的房间里,多陈设矮床、几案、屏风等物,但需铺席子的面积也不小。为避免起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席子四隅置镇。
汉代的镇大多是铜铸的,体积一般高3.5厘米——7.5厘米,长6厘米——9厘米,这两套镇算是较大者。为避免牵羁衣物,镇体基本造型往往接近于扁圆或椭圆。用鹿作为席镇的造型,寓意吉祥富禄,“羊者祥也”,“鹿者禄也”。
以鹿作为造型,寓意富禄。至于鹿身内填充细砂,是为了增加镇的重量,适于压席。这种实用和装饰的作用,通过嵌贝铜鹿镇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是一件实用品,又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汉代大连地区较为富庶人家的房间,都铺有席子,使用席镇压抑四角。汉邹阳《酒赋》中有“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描写的是富人的生活,而普通百姓是享受不到的。
印章:汉代的大连居民
大连地区汉墓出土的印章多为铜质私印,而且绝大多数出土于西汉土圹木椁贝墓,如营城子出土的“公孙䜣印”、“文胜之印”、“宋郯信印”,牧羊城附近汉墓出土的“侯贺私印”,普兰店张店城附近墓地出土的“射襄之印”、“唐长秋印”、“田钊”印、“卫××”印、“张马童”印等。东汉铜质私印仅见营城子汉代墓地第二地点43号墓出土的“绵鸿”龟钮印。
同是营城子汉代墓地第二地点76号墓出土的兽钮铜印,印文已不可辨。此外,陈茔4号土圹木椁贝墓还出土一方玉石印章,坛钮,文为“高阳”二字,颇有古鉨韵味,年代或可早到战国。
汉代大连地区公孙、文、宋、侯、射、唐、田、卫、张等姓氏,或为中原大族,或为普通人家,他们纷纷来到沓氏县境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促进了大连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墓葬中出土文物级别明显地高出邻近地区。
上述出土精美文物的墓地都在以张店城和营城子为中心的地域内。作为大连第一城——张店城和营城子一带,因其地处沿海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又地近汉代设置铁官和盐官的平郭,拥有各种便利条件,因而在汉代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在与中原地区广泛交流过程中,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汉代辽东郡的经济中心,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是大连古代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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