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博物馆:在多方拉扯的角力中生长

2015-07-03 15:47:59 来源：检察日报已浏览次

　　非遗保护的“新生事物”

　　6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开馆第三天，一位市民拎着一个大袋子寻找这里的负责人，保安指向了站在馆门口的郭漾漾。“我有件东西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说着，这位市民从随身携带的袋子里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有几只形状不一的鸽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有三个硬性条件，一是项目传承需满一百年，二要求传承够三代，三呢要求传承谱系一定要清楚。”听完郭漾漾的介绍，这位市民表示将回家准备材料并约定了下次见面时间。

　　这家博物馆是北京市首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博物馆，相对于人们较为熟悉的非遗保护来说算是一个“新生事物”，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人员汪欣。“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固定的场所来保存、展示、传播、教育和研究，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对于非遗保护意义非常。”汪欣第一时间向记者表达了对非遗博物馆这一非遗保护形式的重视。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非遗保护工作，都是从构建名录体系开始的。所以，这十几年，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全面普查。这也是建立非遗博物馆的基础和前提。”汪欣说，到2014年，我国已公布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已完成构建。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定数量的非遗博物馆。

　　非遗博物馆种种

　　“目前，全国尚无综合性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在各省市，或在原有博物馆基础上加以改造或新建非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汪欣说，目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名称不一，有专题博物馆、传习所、展示馆、民俗博物馆等。

　　“专题博物馆大体又有三类。第一类综合非遗专题博物馆，如湖北省黄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河南省滑县民俗博物院等，此类博物馆命名和人员编制都相对规范，以展示各自地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大多为国有性质。第二类非遗项目专题博物馆，如安徽的中国花鼓灯博物馆、江苏苏州的昆曲博物馆、山东的德州市扒鸡文博馆等，此类以某个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展示对象。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是企业或个人自建。第三类是依托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或原有的综合博物馆设立的非遗的展厅。”

　　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潘守永教授将非遗博物馆分为两类:有墙的与无墙的。“有墙的即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的博物馆，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类是数字博物馆，一类是生态博物馆。事实上，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还是生态博物馆大都有自己的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新型博物馆，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数字化记录和管理。”汪欣介绍说，2006年6月，我国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门户网站开通。2008年，为了抢救保护汶川地震灾害地区的羌族文化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又创建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方便读者随时浏览，是保存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方式，但观众只能从其中获取信息，缺少面对实物时的直观感受。

　　“实体博物馆在这方面有直接的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物质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主要是通过各种可见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郭漾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发挥传统博物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物质载体，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内现在收藏展出的就有如智化寺京乐曲谱，戏剧表演中的服饰、面具等道具，以可见的形式展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博物馆还制作了文献、图片、音频、视频以及情景模型等向观众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体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陈列展出往往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天桥中幡是极具有老北京特色的非遗，但是一个幡高至少十米，三层楼高，一般的博物馆没法展出。”郭漾漾说，在准备展品时不时遭遇这样那样的问题。“非遗是动态的、活性的，与我们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

　　生态博物馆的得与失

　　采访中，“活态”一词被多次提及。学术界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已经明确地将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态和其产生的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活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若要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传承，就不能将它与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割裂开来。于是，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寄予厚望。

　　上世纪70年代，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以人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为特征创建了法国地方公园系统，成为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生态博物馆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是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其重心在于关怀社区和社区内群众的需求，将博物馆视为当地民族文化的象征，关注博物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和协调，而不是传统博物馆一向奉为准则的藏品的整理、保护、研究和陈列等。”汪欣说，生态博物馆提倡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保护，即将遗产本身和与遗产有关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一起保存。

　　1998年10月，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在贵州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次尝试实践生态博物馆理论。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选择怀里(瑶族)、三江(侗族)和靖西旧州(壮族)三个村寨为试点，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后，又相继成立了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等十多个生态博物馆。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生态博物馆模式是否像人们最初憧憬的那样，是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美模式?民俗学家潘年英在对梭嘎生态博物馆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运行若干年后的梭嘎生态博物馆已经很难找到自然的文化印记，有的只是民俗旅游村一样的民俗表演，以此来向旅游者赚取一些费用。

　　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潘守永教授曾主持以及参与过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他认为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没有模式的模式”，不宜简单定义成功与失败。梭嘎生态区中心原本有几座茅草屋，渐渐地，茅草难寻，有人提出做假的茅草铺上去。潘守永说:“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在于记录客观真实，我们要记录它的变化，记录哪一天茅草没有了。”但同时他也承认生态博物馆一路走来，充满了挑战。“生态博物馆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很多博物馆在成立之初就肩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处于一个多力拉扯的运动之中，各种力量都在角力。”

　　“目前，阻碍生态博物馆成长的最大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一开始生态博物馆是不在编制内的，不利于行政管理。后来纳入体制就变成了香饽饽，很多当地人争相进入希望成为朝九晚五上班族，但这些人又并非生态博物馆需要的专才。”潘守永说，目前生态博物馆的人员主要由当地居民构成。当地民众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一种极富价值的文化，“我们在村里找了年轻人来培养，希望他以后能担当讲解员的工作。但当这些人从美国、法国等地进修培训归来后却离开了村寨跳槽到大城市去了。”而生态博物馆区需要的人才还远远不止于此。

　　寻找生存之道

　　非遗博物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希冀从制度与法律中获得支撑，但也并非易事。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5条、第36条对博物馆作了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潘守永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失于笼统，实践中仍然没有具体依据。

　　而2015年3月20日施行的《博物馆条例》只规定了国有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并没有把非遗博物馆纳入其中。“即便可以参照管理，条例中对建馆的审批申报行政程序规定得十分严格，但是如果仔细看，对博物馆文博工作人员的基本资质是没有要求的。”潘守永认为，在最需要严格的地方没有严格。“所以，如何在现有的框架制度内处理好相关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采访中，郭漾漾告诉记者，东城区非遗博物馆在收集展品时得到一件戏剧头盔，可是头盔上一处关键部位受损，还原修复需要运用到一种叫作“点翠”的技能，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图上粘料的底托上。“我们问遍了人，也没找到能做得了这个细活儿的人。更不用说，现在上哪儿去找翠鸟啊?”如今，这件展品只能躺在库房里无法展出。“和文物一样，一些非遗技术有着不可逆性，一旦失去就再也没有了。”

　　汪欣说，作为过去生活的代表，很多非遗都难以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中生存下来，非遗保护是一个“逆流而上”的工作。“一些少数民族与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看似比现代高科技文化落后，但他们不需要电、不需要机器就能存活下来，是人类与自然世代相处积累下来的生存经验，有着强大的内在生命力，也许在未来某一天我们可能需要这些文化来帮助我们。”因此，即使存在再大的困难，非遗保护也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东城区非遗博物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项目筹建到今年6月10日开馆用了大半年时间，郭漾漾参与了从“0”到“1”的全过程。“这几天刚开馆，好多人都是找着路问过来的，像刚才这样带着物件儿来的也有，这不就是我们博物馆成立的初衷吗——让更多的人知道非遗，了解非遗，参与到非遗保护的工作中来。”郭漾漾说。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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