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陕西博物馆百年历史

　　《陕西博物馆百年史》是张礼智先生的新作。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关于百年来博物馆行业（事业）在陕西一地兴衰变化的历史著作。

　　如果把“知”理解为“材料”，把“识”理解为“见解、见识”，那么《陕西博物馆百年史》一书正是融“知”、“识”于一体的学术佳作，它既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及其考证，又有独特的分析视野及学术见解，而这些见解也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本书不仅填补了省域（区域性）博物馆发展历史的空白，也是中国博物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作品，我相信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大家所看重。

　　我同时还认为，本书在博物馆历史书写（making history）以及博物馆文化书写（writing museum culture）两个方面，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可与西方博物馆史理论名作本奈特（Bennett）的《博物馆起源：历史、理论和政治》（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一书相媲美。

　　全书分为沿革篇、业务篇和人物篇三篇，其中，“沿革篇”6章，“业务篇”4章，“人物篇”64章（64个人物），合计74章，近60万字，篇幅宏大。

　　“沿革篇”，从1909年陕西博物馆的历史源头即劝工所的建立写起，一直写到21世纪初叶陕西博物馆的新变化，整整一百年。六章的基本内容如下：初创：20世纪前半叶的陕西博物馆（1909-1949），新时代：建国初期的陕西博物馆（1949-1958），曲折：政治运动中的陕西博物馆（1958-1978），百废俱兴：改革之风吹拂下的陕西博物馆（1978-1990），新追求：现代化旗帜下的陕西博物馆（1991-2000），拓展与突破：21世纪初叶的陕西博物馆（2001-2009）。这条陕西博物馆百年发展史的“主线”，也大致是整个中国博物馆历史发展的“百年写照”，由此我们可以清楚了解百年来陕西博物馆事业的历史沿革和阶段性特点。本书对于陕西博物馆历史发展的分期与概括，与中国现当代史的分期密切相关，但又很不相同，对比苏东海先生关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三期说”，即1949-1965年的第一个发展期、1966-1976年的发展低谷期、1976-2005年第二个发展期，礼智先生的分期略显琐细，但他分期的理由以及所总结出来的阶段性特点，我本人是认可的。

　　“业务篇”4章共27个主题，按照博物馆的常规业务即藏品、陈列、解说和研究，对百年来发生在博物馆中的“常规性事务”和“典型性事件”进行叙述和分析。独立地看，“业务篇”的内容刚好是“陕西版”的博物馆学基础。有的章节，如“陈列”和“研究”二章均包含了10节的长度，内容非常丰富，每一个部分都有点睛之笔，如关于讲解工作，关于通史陈列的学术思考，关于遗址博物馆学、县级博物馆研究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博物馆学研究”一节中，对于陕西开展博物馆学研究的情况有系统性介绍和讨论，这都是值得特别肯定的。本人对于这个部分的内容，感触最深，当然也有一些需要和作者交流讨论的内容，如西方学者普遍批评中国的历史陈列中受“经典进化论”制约太深，无法兼容“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生态学”等等观点，我认为是做出需要回应的。

　　最后一部分是“人物篇”，一共选择了64位博物馆界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一篇独立的人物传记。这些陕西文博事业的领导者、推动者或参与者，也是博物馆百年历史不同阶段的见证人。遗憾的是，只有半数人物是我熟悉的，另一半则是我不熟悉的以及完全不知道的。本书中对64位人物的选择，有清晰的交待，我因为没有发言权提不出评论意见。任何事业的核心要素都是“人”，文博事业更不例外，这个部分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本书在文博人物“书写”上的探索，是非常可贵的，文博行业尚未形成整理出版人物志的传统，我们虽然有人事档案，但这些档案都还不是向公众开放的研究资料。我清楚知道，这个部分不仅存在人物选择上的困难，更主要的是资料获取与甄别的不容易，假如没有礼智先生广泛的人脉，没有长期的用心积累，没有深度的访谈，这是无法完成的。熟悉西方社会的人都知道，西方普遍流行的“名人传”（Who’s who）让你非常方便寻找到各行各业的人物，被收入名人传的也不见得是大家名人，这个传统对于研究历史非常有用。如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名人传，细致到把传主结婚的次数、配偶是谁以及有多少孩子等“私事”也一一记录在册。本书虽然遵循“从严选择”和“最大公约数”原则，但仍然有64位人物进入这份“陕西博物馆百年榜单”（假如换成其他的省份肯定要少很多），这些人物传的存在，让陕西博物馆的百年历史更为丰满，更为生动和活泼。

　　如何给博物馆写史？如何书写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的确没有一定之规。常规的写法大约是，以“大事记”为骨架，把机构、事件、活动和人物糅合在一起，以时序为经，以事件或者理论思潮为纬，建构一个看似严谨、缜密的历史叙事。但本书则有意打破这个“历史长编”的框架，尝试包容不同的叙事实践，把“沿革篇”、“业务篇”和“人物篇”分别归类，构成互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体系。郑欣淼先生认为，本书有三大贡献，体例创新是其一。这些看法我都是认同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博物馆历史的书写和博物馆文化的书写是本书的最核心贡献。抗战时期，李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到西安举办的“消灭四害展览”，郊区农民来参观，看到放大数倍的“蚊子”示意图，因而得出“西安城里的蚊子比乡下的蚊子大”的结论，回到乡下后告诉乡亲“西安城的蚊子成精了”。李先生用这个例子是来调侃博物馆的所谓“科学展示”与观众阅读理解之间的“误差”，来提醒民族学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在我看来这是人类学中有关“写文化理论”（writing culture theory）的最早阐述，也是后现代博物馆展览（museum representation）理论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一段表述。博物馆的历史书写，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或复杂的史料辨析，它必须被放置在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宏观指导下，历史事件与意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