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博物馆何去何从？

出于安全考虑，除了偶尔对外国友人、学生等预约开放外，杨韶荣很少将自己的“百履堂”对陌生人开放。“百履堂”的日常打理都靠杨韶荣一个人，不仅精力不够，不能让更多人看到全部展品是让他遗憾的地方。“这些鞋子的展示功能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杨韶荣感慨，“如果是正规博物馆，肯定都有展签为每双鞋标上名称、年代、产地和功能。”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对此深有体会，“百履堂”能办起来，少不了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帮忙。

在上海，自家开博物馆，杨韶荣并不是个案。早在1984年，上海收藏家王安鉴便在全国首创了私人博物馆“王家钟表博物馆”。近些年，无论是私人博物馆的数量、质量还是活跃程度，上海都走在全国前列，其包含的种类亦繁复多样，算盘、筷子、报纸、钥匙、扑克牌、连环画等都是藏家的收藏内容，“最多时上海有过200多家私人博物馆。”吴少华说，但这种鼎盛繁荣的画面定格在2004年至2006年便往下滑了，如今，上海能对外开放的私人博物馆只有四五十家。收藏家年迈、去世、后继无人是部分原因；运营经费无法持续供给也是问题。

某种程度上，私人博物馆对社会有拾遗补缺的文化功能，对推动民间收藏亦有引领作用。但正如杨韶荣亲身经历的，私人博物馆在运营上通常会面临经费、场所、人员调度、政策扶持上的困境。那有关方面有没有可能建立专门的博物馆将私人藏品纳在一起集中展示？吴少华认为不太现实，“把民间的私人博物馆集中起来，它就不姓‘民’了。私人博物馆只有寄居在民间，才有自己的生命力。”

但话说回来，藏家最大的愿望通常又都是办一个自己专属又能公开展示的博物馆，无奈人力物力财力总有局限。对此，吴少华的想法很清楚，“对外公开的博物馆不是人人都可以办的，藏家自己要量力而行。”他的建议是，藏家可以偶尔将藏品放在美术馆、社区文化中心、学校等文化机构做展示，或像紫砂壶收藏家许四海、戏服收藏家包婉蓉那样，在展览策略上做转型，通过自身经营，将私人博物馆做成变相的旅游景区，以保证博物馆的持续运营。

随着藏家的逐渐老去，藏品的何去何处也是常年困扰藏家本人的问题。杨韶荣已然为自己想好了后路：留给儿子和孙子，“他们现在也对收藏感兴趣。”杨韶荣说，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担忧，“中国历代古玩都是‘藏不过三代’，第一代耗尽心血和家产辛苦收藏，第二代继承，到第三代可能就开始出手转卖了。”与杨韶荣的难分难舍不同，吴少华的想法很开通，“后辈如果继承不下去，就只有捐献或专卖了。由社会来集体传承，未尝不是一种文物保护的途径。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是藏家一个人的事，往大了说，应该是全社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