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文化“软实力”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其藏品数量之多堪称人类历史之最。自1870年建馆以来，博物馆历经改建和扩建，今天，其主建筑面积已达8公顷，展出面积有20多公顷，拥有约300万件馆藏文物，时代跨度超过5000年，世界上任何文明都能在其中找到它们的杰出代表。大都会博物馆俨然成为表现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地标性建筑。

大都会博物馆拥有的文化体量与持久生命力，并非自然得来，而是历代学者、商人和大众共同营建的结果。该馆第七任馆长托马斯·霍文所著《让木乃伊跳舞》一书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都会博物馆在改革中攻坚并取得成果的历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霍文这场号称大都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早已席卷全球，并成为当代人习以为常的博物馆“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人们眼中“不同寻常的麻烦制造者”。一言以蔽之，改革关乎技术更关乎推动其发展的思想，设计蓝图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规划，都意味着对一种既有利益和思维的挑战与突破。

积极入世的博物馆价值观。

1967年，36岁的霍文接手馆长一职。此前，他曾在大都会担任过中世纪艺术部和修道院分馆的部主任，后来从政担任纽约公园管理委员会专员（霍文戏称自己为大都会的“房东”）。专业性的艺术修养和行政管理经验，再加上本人的创新个性，使他对一潭死水的大都会深表不满。所谓“一潭死水”，是指当时博物馆界久成风气、自外于社会潮流的“收藏+学术+展览”的运作规则。博物馆成为一小撮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却仅用于满足学术收藏、鉴赏和研究的高级圈。尽管没有明目张胆地排斥社会大众，但它精英化的品位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高人一等的姿态。在政治民主化、娱乐大众化的背景下，博物馆的这种定位不啻主动把传播文明的使命交与他人。长此以往，其存在的必要性将大打折扣。

据此，霍文提出了“博物馆是民主的接生婆”的主张，倡导“博物馆现代化＝学术+大众”模式，吸引公众参与到博物馆建设中来，实现学术与社会双赢共荣的目标。博物馆经营理念的转型，必然要求对展品的“收藏”、“保护”、“研究”上升到“表现”的高度，“努力传达展品自身的精彩，传达它们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时代以及创造者们的激情。”而要点燃观者心中的“激情”，则务必以人为本，“利用所有可能的技术服务公共教育电子媒体讲座，新的灯光通过一切可以想见的手段，使不同年龄的观众，甚至在步入展厅之前，都能接受、并享受他们在博物馆的所见所闻。”霍文离任前策划的视觉媒体中心便是这一构想的体现，虽未能上马却为日后各种博物馆改革按图索骥的路线，影响深远。

霍文提倡的这种积极入世的博物馆价值观，必然与时代发生摩擦甚至激烈冲突。霍文为筹办各种主题大展全力发动广告宣传攻势，已为博物馆的“卫道士”口诛笔伐。展品方面，古典与“传统”之外，当代甚或“流行”亦忝列其中，这自然是犯忌，因为在高规格的博物馆展出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会人为抬高市场价格。更严重的是，这类当代作品所投射的个性色彩往往与时代主流不符，其时，越战、种族冲突、民权运动和美苏争霸正如火如荼地展开。1969年，在纽约史上最严重罢工风潮中举办的“我心中的哈莱姆”黑人艺术展，终于把大都会推上道德舆论的靶心。尽管历史还之以公道，其伯乐的眼光和睿智确乎举世无以匹敌，然而在当时，大都会却有着更多难为人理解的先行者的悲壮与孤独。

光影交错的成就与暧昧。

今天，关于大都会的旅游小册子通常会印上这么一句：“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背依纽约中央公园，闹中取静，环境幽雅”，仿佛大都会和中央公园如甜蜜情人般相依相偎。然而当年，中央公园却是大都会扩容增建的坚定反对者。后者宣称，大都会剥夺了纽约市民“享受草地和新鲜空气”的权利。我们应该庆幸中央公园的诉求未能成功，否则，作为今日大都会新“靓点”的雷曼馆（珍藏印象派大师名作）、赛克勒馆（安置埃及之外唯一一座古埃及神殿）、洛克菲勒馆（收藏非洲、大洋洲、美洲的文物）就不可能在霍文时代拍板、上马。尽管大都会在当年的地权争夺中胜出，却也折射出建设规划在协调各种现实需求和利益矛盾方面的瓶颈。

还有困扰非盈利机构的资金来源问题。美国博物馆大多依靠私人捐赠和政府拨款维持，但若想把事业做大做强，特别是征集珍贵文物和举办大展，光靠上述资金，以及各种基金拆借和临时筹款只能是杯水车薪。霍文实施了为当时主流意见所不容的市场化管理，把博物馆当成公司来经营，通过举办各种馆外业务赚取利润补贴馆内日常之需，如开设地下停车场，特许经营或独家垄断按藏品仿制的服饰、金器，邀请时尚明星为展览代言，通过公开拍卖或私下交易淘汰藏品，等等。霍文的试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使博物馆不再只是被动地躺在政府和阔佬身上等待支援，而是主动向市场出击，最大限度依靠自身化解资金矛盾。不过，市场化运作的底线一直含糊不清，博物馆究竟是文化的“珍贵记录”，还是“商品市场”、“证券交易所”？这确是霍文改革面临、并且也是留给后人的一大课题。

而藏品来源更具道德上的灰色与暧昧。事实上，较之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藏品，霍文更津津乐道于那些未必合法甚至非法的藏品征集。书中涉及文物走私、贩卖、“镀金”（就是文物洗钱）的内容读来如同谍战片，娱乐和刺激味甚浓。霍文也不惮其中的伦理问题，自豪地晒出自己的光辉业绩：他欺英国议会囊中羞涩，把该国仅余的一座教堂诵经台买下；他请出总统“说服”墨西哥当局，将走私来的石碑予以“永久租借”；他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空子，购得权利存在重大瑕疵的希腊彩陶瓶……尽管行文中不乏辩解，但笔者从一些资料中得到的印象却未必能为之“镀金”。而他沾沾自喜的背后，正是强大的美国政府在撑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大都会的光辉也是美国国力的一个缩影。

发达博物馆的捐赠文化。

霍文改革归根结底，是在僵化的博物馆体制中盘活资源，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但博物馆生存的大背景依然不变，如前所述，美国博物馆大多为私立非盈利机构，主要依靠私人捐助和行政拨款，因而博物馆募集款物的核心工作，便是发掘和跟踪那些潜在的财主，极尽所能，投其所好，“设套”让其出钱出物，或者允诺百年后将财货遗赠给博物馆。从这方面讲，许多博物馆不需要像大都会那样便能过得很好，但也正因坐吃皇粮而无法与之竞争。霍文改革颇具骨气的一点在于，他可以容忍财主们提出的各种条件，如冠名建馆、独门收藏，甚至制造税收漏洞用以逃税，唯独拒绝收藏不向公众开放的展品（哪怕再珍贵），因为这有违其“博物馆是民主的接生婆”的理念。

那么，阔佬们因何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地扶持博物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人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美国政治中的妥协模式。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前辈大佬，信奉“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能给予”，他们相信巨大财富留给子孙是祸不是福，而直接“济贫”只能蓄养懒汉，因而更乐意通过主办各种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培养社会人才，缓冲社会矛盾，使金钱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博物馆便是其捐赠对象之一。而政府则通过立法实施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从制度上对捐赠行为给予鼓励。所以，无论起因如何，本国文化并不源远丰富、又不巧只赶上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遗产末班车的美国，经由捐献而生的博物馆文化，反而成就了其他老帝国无法媲美的伟大珍藏，这是当年的卡内基们没有想到的。

霍文任内（1967年－1977年）大都会博物馆未能与中国建立联系。霍文曾借尼克松访华之机，致函周恩来和黄华请求主办中美文化大展，无奈当年气候尚未突破“乒乓外交”而至文化互访的程度。谋求主办世界各主要文明大展的霍文引以为憾，直到1981年，以苏州园林为模式的“明轩”在大都会落成，中美文明隔断多年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亲密接触。这也算达成了霍文一直牵挂于心的一桩夙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