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是武汉博物馆中我认为最具风情的一家，有种“现于世，隐于市”的感觉。

做工精美的三滴水床、文化涵义及其丰富的木雕洗脸盆架、展现黎族居民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的生活用具等，馆藏的一万余件藏品向人们阐述了各个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

该馆藏的物品是经过几十年几代博物馆人的不断努力积累的，收藏了我国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物，它们或古朴粗犷，或玲珑典雅，或装饰华丽，其中不少堪称珍品、孤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珍藏

国内唯一民族学专业博物馆

沿着中南民族大学的南湖边走着，湖面波光粼粼，一栋青砖绿瓦的庭院般的建筑坐落在南湖之滨，这就是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

该馆占地面积2600多平方米，以3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内院为中心，将庭院、走廊、大厅和内室连为一体，高低错落，精致别样。屋上盖琉璃瓦，并缀以飞阁重檐，秀丽玲珑。整个建筑既庄重典雅，又融入了我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和少数民族的建筑风貌。

展厅呈“回”字形围绕着绿树环绕的内院，馆内成列有民族服饰、民俗、民族工艺品、民族文化等展室。馆藏中南、华东、西南29个民族的一万多件文物及图片，不少堪称珍品。举步之间，便能领略我国南方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民情。

据该院的副院长刘卫国介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陈列馆，“文革”期间，中南民族学院被撤销，陈列馆藏品也被转移至中央民族学院保管。1984年，在著名学者吴泽霖先生的倡议、主持下，博物馆得以复建，并正式命名为“民族学博物馆”。

据知，该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以“民族学博物馆”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

三滴水床一张床要做几年

来到土家族展厅，一张雕工精美的床吸引了我的注意。该床极具有土家族风格，该床有三层，最里面是床，中间则摆放了茶几，外层则是脚踏板和床框。

”这就叫三滴水床”，刘卫国说，“这张床价值不菲，该床又称千工床，制作该雕花床的工序繁多,工艺复杂,做一张雕花床,往往要耗费几年时间,历经数百上千个工日，并且该床没有一个地方使用钉子，全部是拼接而来的。”

据刘卫国介绍，这张床是1989年，学校委托湘西的一位朋友收集的。该床的外观类似于一般屋宇的层进式结构,每一层床檐均取屋檐滴水之意，由于有三层床檐，故称“三滴床”。另一种解释是指湘西姑娘出嫁时,要坐在床上哭嫁,取泪水滴答之意,故名之为“滴水床”。

该床雕工精美，床的每个细节都值得考究，各个雕花都带有寓意。床底部的雕花是一个花瓶，其中插着莲花与三根戟，寓意“连升三级”，床檐上可有悬挂的蝙蝠，寓意“福到了”，旁边的牡丹雕花寓意“大富大贵”。

刘卫国介绍，这张三滴水做工十分的讲究。据鄂西习俗，床的尺码，均不得用整数，必须加半寸，俗话说，“床不离半，屋不离八”，“半”由“伴”的偕音而来，“八”由“要得发，不离八”而来。

木雕洗脸盆架“虎踩凤”体现“巴楚之争”

“在这几十年来，这种做工精美的木雕洗脸盆架我只看过这一个。”刘卫国说。刘卫国特地指着脸盆架的底部说，“这个洗脸盆架最具特色、最能够体现土家族文化的地方，就是这5根雕有虎图案的‘虎腿’。”据刘卫国介绍，渝鄂湘黔武陵山区土家族是巴国巴人的后裔，虎是巴人的图腾，巴人的这一图腾崇拜被土家族人长期继承和保留下来，并形成土家族的民族标志。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在这虎腿之下，有一圈凤凰的图腾。“这就是表现出了巴楚之争，”刘卫国说，“凤凰是楚文化的象征，这个虎踩凤的设计表现了当时两种文化的冲突。”

“这个东西是我在一个土家族家庭的柴火房找到的，”刘卫国说，“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在湖南吉首市龙山县附近收集这些民间艺术品。当时我们就听当地人介绍，来到某个比较偏远的山村，然后挨家挨户去看，寻找我们需要的艺术品。”

据刘卫国描述，当时当地居民的文化意识不是很强，所以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不用了就随意丢到一边。“如今，在民间你几乎看不到这这些做工精美的艺术品了，几乎都在收藏家的手中了，有的话也只会是粗糙的仿造品，如今很少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精雕细琢一件民间艺术品了。”

寻觅

藏品多集于1950年代

“作为一个高校博物馆，最主要的作用还是科研和教学所用”，刘卫国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建馆初期，博物馆工作人员就参加了当时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这里的大部分的藏品都是那个时候收集起来的。

1980年代民族学博物馆重建时期，中国当代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就认为“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它是一种传播知识性的专业博物馆，是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依附于民族学而存在的。”

吴泽林先生还认为民族学博物馆的科研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民族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关系，正如化学或物理与它们的实验室的关系相似，是一体中的两个部分，相互依赖促进的。实际上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地，双方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据刘卫国介绍，这些博物馆大部分都是教学所用，平常都可以看到老师带着学生过来上课，为了教学的方便，博物馆采用了很多多媒体的设备。

1985年的海南：

刀耕火种男猎女耕

“1985年去海南的时候，那里的黎族居民还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来到黎族文化展厅，刘卫国说到。

刀耕火种是古时一种耕种方法，把地上的草烧成灰做肥料，就地挖坑下种。在黎族，这种办法被称为“砍山栏”，他们在春季选择一个合适的山坡，黎族男子就勾刀砍树草，然后将其晒干，并将草烧成灰为肥料，随后便种植旱稻。

据刘卫国介绍，当时人们都还住着金字顶草屋，草屋以树干作为支架，竹竿编墙，再糊稻草泥抹墙。当时黎族女性还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家庭里还是女性负责耕种，男性出去打猎，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当时，在那个村落里，还可以看到有妇女戴着民族特有的银制大耳环，每个耳朵都戴上十几个，重达三四斤，把耳朵拉得很长，历史上称之为“儋耳”。《山海经·海内南经》曾有注解“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

然而，当刘卫国前几年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却什么也看不到了，“突然间，这里完全变了一个样，砖瓦房，水泥路，和其他的山村没什么两样。”几十年的考察，刘卫国感叹到，“原来很多很原始的山区都变了，很多东西都没了。”

对话

副馆长刘卫国：

记住历史

并不是传承历史

博物馆副馆长刘卫国带着我们参观，对着一件件艺术品，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背后的故事，及其每个展品的文化。

“在几十年的文化工作中，我想了很多，也考虑了很多问题”，刘卫国说到。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刘卫国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长江地理：博物馆在文化保护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刘卫国：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我认为博物馆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该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力军，文化是不能丢掉的，就靠着博物馆记录着过去到现在的文化发展的痕迹。

长江地理：如今民间很多文化渐渐在消失，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和民间工艺的？

刘卫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元素的消失现象，应该分两种情况看：如果是文化发展的新陈代谢，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这些消失的文化元素记录保存下来即可；如果是人为的破坏，那就要坚决制止并加以保护，使其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健康发展。

“记住历史并不是传承历史”，比如抬轿子，这个就是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或者电影里面呈现，但是现在的人需要抬轿子出门么？

文化是线性的，它是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我们也不能借保护传统文化之名而固化某一段历史文化元素，把它当做文化传统人为的加以传承，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是不赞同文化的“传承人”的制度的，因为文化和一些工艺是大众化的提炼，而不是某个人能创造出来的，而且“传承人”只会让这种技艺越来越差。

长江地理：现在，各个民族地区都发展成了旅游区，旅游的发展对文化的传承是否有帮助呢？

刘卫国：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对宣传民族文化是有帮助的，但旅游说到底还是一种经济行为，跟文化保护和传承是两码事，现在的旅游发展区域更多的只是一种粗糙的仿旧的形式。对于文化保护和发扬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人为地破坏要反对，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人为干预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