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近代文献保护堪忧

因库房太小无处挂，许多本该装裱的书画等文献，只能用卷轴收起来。图为鲁迅博物馆资料保管部主任刘思源在库房向记者展示书法大师沈尹默的作品。

鲁迅博物馆库房被雨水侵蚀的屋顶。

国家文物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约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造成数亿元的损失。以鲁迅博物馆为例，库房条件不达标、设施设备匮乏、科研和运行经费不足、科技人才短缺等共性问题正成为其生存下去的主要障碍，如无有效措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之势将难以遏制。

7月的北京，潮湿而闷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的鲁迅博物馆，游人稀少。院落中醒目的鲁迅白色石雕，孤独地伫立在古典色调的展厅前。展厅内展出的文物不多，“大部分在库房”，博物馆资料保管部主任刘思源说，“让人不安的是，库房内一些珍贵的文物多年来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这样的夏天里，文物不能像我们一样忍受桑拿天的汗蒸。”

近代纸质文献将加速消亡

7月25日，当《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进刘思源的办公室，他蹦出的第一句话令人十分惊讶：“近代纸质文献将先于古代纸质文献消亡。”

他解释说，目前国内对古代纸质文献的保护意识很强，各方面投入的保护资金和人力很大。而对于近代文献却不那么重视，很多人以为现代文物数量多，不用担心。但实际上，一代文献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近代纸质文献在历史文献意义上一点不亚于古代纸质文物。

此外，近代纸质文物使用的都是工业法机械纸，也就是酸法造纸，一般只有200年左右的寿命。而古代传统纸全部采用手工制作，纸张一般略带碱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抗酸化能力，寿命能达到千年以上。

据了解，目前，鲁迅博物馆的近代纸质文物已历经100年，大多已变黄、变脆，亟待抢救。

记者进入一间藏书库房，库房管理员打开门的一霎那，一阵热气扑面而来。“这里的消防和技防基本没问题，有24小时监控设备、火灾即时报警系统和气体自动灭火系统，但却不是一个稳定的温湿度的环境，而这一点对于文物保存很重要。”刘思源说。

进入库房，刘思源指着房屋楼顶两处脱落了墙皮的区域介绍，这座楼是平顶的苏式建筑，只要下雨就会积水漏水，屡修屡漏。至于原因，则是建筑本身属于保护建筑，按照北京市规划局的规定，文物保护建筑不能进行平改坡改造。

据介绍，鲁迅博物馆现藏有近代纸质文献3万余件。其中，既有鲁迅的大量手稿及所藏书画、碑拓、友人信札，还有大量胡适、章太炎、钱玄同等近代名人的书札，以及鲁迅著、译、辑、编的著作版本和研究著作版本等等。这些珍贵的藏品，经过几代保管人员的辛勤努力，一部分进入了数据库，但大部分仍很难得到有效保存。

按照现有馆藏量，鲁迅博物馆需要恒温恒湿库房约1500平方米，目前该馆只有400平方米，这让馆方很无奈。

一名库房保管员带着白手套，顺手从一个白色透明的油纸袋里取出一个信封向记者展示。记者发现，这是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编辑钱玄同曾放言“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为此，胡适允诺待钱玄同40岁时将赠诗一首。这封信就是胡适为钱玄同40岁生日而作的“诗文”。诗文中有“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等戏谑文字，读来令人莞尔。

此外，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展示了书法大师沈尹默的一副对联：一生襟抱与山开，百尺阑干横海立。但由于经费和库房有限等原因，类似这样的画作类文献均未装裱。于是，这些近代名人的真迹、书籍，就这样被简单地摆放在库房的角落，命运岌岌可危。

数字技术或让经典托生转世

在文物修复和保护方面，尽管纸质文物有多种传统方法，但鲁迅博物馆目前仅使用了樟脑防虫蛀的办法。对此，刘思源的解释是“很多现代技术我们基本上没用，也不敢随便用”。

南京博物馆有一种化学剂浸泡纸质文物去酸的保护方法，刘思源也曾参观过。但因不了解其性质和持续效果如何，鲁迅博物馆最终未敢使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勃兴，似乎为文物保护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期望。2010年，鲁迅博物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影印了《胡风主编期刊汇辑》，今年正在与中央编译出版社、金哈达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一套鲁迅著作影印本丛书。由此，影印出版有望成为近代纸质文献保护利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有一天我们将看不到《新青年》的原版，看不到鲁迅著作的原版，这些经典将通过各种出版途径（包括电子的）托生转世、代代相传。”刘思源说。

刘思源认为，近代纸质文献的保护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方法，两者应该并重并举。“不管采取何种保护方法，都只是尽量延长文物的寿命，但改变不了文物的自然寿命。从本质上讲，这些仍是消极被动地保护。积极的保护应该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转换文物存在介质，数字化和影印出版是两个重要途径。”

记者了解到，未来，鲁迅博物馆计划将全部藏品实现数字化，虽然这项工程对资金和设备有着更高的要求，绝非一馆之力所能为，但建立鲁迅文物资料电子图库显然是一个更具现实性和发展前景的选择。

另外，除了纸质文物外，鲁迅博物馆还有少量的纺织品、竹木制品、金属制品等文物也有待保护。就全国而言，目前综合性博物馆状况比专业化博物馆好，这主要体现在数字化技术在文保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应用。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记者则看到更多现代化技术用于文物修复和保护方面。据首都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副主任何海平介绍，博物馆所有文物都已入库，且都安装了温湿度稳定设备，由他本人设计的空气监控设备，能够24小时监测库房内的空气净化程度。

在首都博物馆，数字技术已渗透到文物保护的各个环节。与过去不一样的是，博物馆规定，现在收集文物时，必须把出土后的每个细节信息都保存下来，例如出土时破损的部位、程度、材质等，必须一一记录，并拍照保存。修复后的相关信息，必须按要求输入计算机。

然而，让何海平深感忧虑的是，现在的空气污染较重，尽管进入博物馆库房的空气经过了净化，但污染物不可能全部过滤，这将对文物造成新的损害。“空气污染加剧对文物带来的影响还是个新课题，亟待解决。”何海平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现代新技术能用则用

“人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展品都很漂亮，但都是经过修复后的物品。实际上，出土文物没有损坏的很少，特别是瓷器，完整的非常少，很多物品出土就坏。”何海平说。在首都博物馆的工作区，记者看到纺织品、青铜器、陶瓷器等各种文物修复室的门牌。

“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修复和保护方面往往是能用则用。”何海平以青铜器为例介绍，现代的修复方法是由古代的金石学方法演变而来。古代在铜器上鎏金，用汞溶解金后，镏金留在表面，汞就挥发了。但这种方法会造成汞中毒，现在已被电镀法取代。

过去，对青铜器的清洁，主要使用打磨或用砂纸擦，现在则使用口腔治疗用的洁牙机除锈。对于陶器，过去一般使用黑或白的陶土进行修补，现在更多的采用树脂。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文物修复实验室李新秦认为，为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必须对文物的成分、结构、腐蚀机理、影响因素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为此，要采用很多先进的方法和仪器设备，以确定文物内部的破损状况以及判断文物的真伪等。

比如，一些金属文物表面往往还有其他贵金属、珠宝镶嵌装饰，而文物本身已经腐蚀得相当严重，这些镶嵌装饰会被表面的锈蚀覆盖而无法识别。这时，用X射线无损探伤仪对它们进行透视，往往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记者在首都博物馆也看到，文物修复人员基于传统方法发明的文物清洗机，可自动控制温度，并将高压蒸汽均匀喷洒在清洗对象上，使污垢快速溶解，然后利用真空抽吸技术，清除文物中的顽渍，几乎能达到不损伤文物的效果。

文物保护面临多重窘境

事实上，目前我国大部分文物没有首都博物馆文物那样的好运，能待在稳定温湿度的空间里，呼吸过滤后的洁净空气。

国家文物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约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造成数亿元的损失。以鲁迅博物馆为例，库房条件不达标、设施设备匮乏、科研和运行经费不足、科技人才短缺等共性问题正成为其生存下去的主要障碍，如无有效措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之势将难以遏制。这也是文保单位的普遍困扰。

2009~2011年，虽然中央财政在馆藏文物保护方面投入近1.6亿元，抢救性保护修复了396个项目，建立了17个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使馆藏文物腐蚀损害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文物保护仍然遇到诸多困难。

首先，许多新近抢救出土的文物仍无家可归。如河南省文物局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发掘文物9万多件，许多新发现填补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空白，可如何安置这批文物却成为一道难题。没有保管场所，一部分文物被存放于市县文物部门的库房内，甚至有一部分文物只能存放在发掘单位临时租用的民房中。若不能妥善管理，这些珍贵的文物将面临消失的危险。

其次，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的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马菁毓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废弃物的排放和农业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文物的埋藏环境不断恶化，近年出土的青铜文物腐蚀程度有恶化的趋势。许多青铜文物在环境作用下正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腐蚀，因此加强土壤腐蚀性评价技术研究已迫在眉睫。

以青铜的顽疾粉状锈为例，目前科研人员对于主要的腐蚀反应已基本清楚，文物保护单位也积累了一些保护处理的方法。处理好并放到干燥干净的环境中的青铜器，可完好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处理不好的情况也时常发生，短则一年半载，长的三五年“青铜病”就可能再次爆发。这在南方以及沿海地区尤其突出。

再如银器，出土时一般已经腐蚀。经过处理能去除有害锈并恢复一定的历史面貌，但也经常看到很快变黑或变灰的现象。对银质文物的保护处理技术，如缓蚀、钝化和封护等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

“所有这些问题究竟是材料问题，还是手段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马菁毓说。

马菁毓介绍，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物修复和保护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相对巨量的文物而言，这些工作仍有很多不足。因此，国内外科研机构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针对当前文物保护面临的迫切问题展开科研攻关，尽可能找到延缓文物生命的新的手段、方法和技术。

科技手段两面性：保护也可变“高仿”

现代高技术在鉴别文物真伪、修复和保护文物以及考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成为制造假文物的一种“必要”手段。

目前，借助高科技修复和保护文物的方法比比皆是，但这些掌握修复文物技术的人，也可能成为制造假文物的人，而这些假文物就是所谓的“高仿品”。

据介绍，“高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了解文物的历史，更要懂得制造技术。如青铜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在宋代曾大规模仿制。宋代仿制技术并不高，对于锈斑的做旧方式，往往把仿制的新物件涂上某种物质后，埋在土里几个月或者数年，等待自然长出锈迹后再挖出来出售。

现代青铜器的造假技术很多采用了工业上的电镀方法，仅10天左右就能做旧如旧。如制造青铜器上的黑皮，用稳压直流电源、水浴加热锅等办法，再涂上化学剂，保持一定的温度，就能生成青铜器上的黑皮了。

至于青铜器上的锈迹，不论什么样的锈，如红锈、绿锈、黄锈，无一不能人为制造。以仿制唐三彩为例，使用高温先给新的陶瓷加热，然后置于冷水中使其表面因热胀冷缩出现裂纹，再用电动机顺着裂纹剥蚀瓷器上的釉，瓷器表面就会自然脱落部分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