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的佛教石窟与永宁寺造像

 
    北魏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鲜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统治中原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由于它实际统治的区域由北方地区逐渐扩大到在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采取的一些政治性决策也极为果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非同凡响，创造的文化与艺术成就也极为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物质文化繁荣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深深地烙上了它的印记。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洞窟造像与近年在汉魏洛阳故城发掘的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的泥塑造像，就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重要文化遗产，为人们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物质文明与佛教艺术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一
    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大家公认的时间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在都城洛阳起塔立寺，白马寺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也成为当时汉地译经的中心。佛教传入之初，由于统治阶级的崇尚与官方的大力倡导，佛教在中国发展很快，逐渐深入民间，散播很广。其间虽然也有波折反复，但其发展繁荣已成大势所趋，无可抵挡。因此至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仅洛阳寺院已达42所 。
    西晋末年，皇族对皇位的争夺引起的“八王之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中国西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纷纷进逼中原，相互厮杀兼并，晋室被迫南迁。战乱虽然频繁，佛教却在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南迁的晋室与后续的南朝诸朝代，还是后赵（羯）、前秦（氐）、后秦（羌）、北凉（匈奴）以及北魏（鲜卑）等割据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佛教均大力提倡积极扶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由此也进一步趋向繁荣。因此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如南方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即开始建寺拜佛 ，所建立的建初寺与阿育王塔即江南塔寺之始。显然江南对佛教的信奉是自三国时期由中原传入。随着晋室的南迁，佛教在南方进一步得到发展，建康城南的高座寺、淮水南岸的瓦官寺、赤石矶附近的道场寺等，都是在此之后兴建起来。东晋及后续的宋、齐、梁、陈诸南朝统治者对佛教均较为崇尚，各朝也常有帝王建寺造像 。正是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尚与宣扬，致使民间“发心皈依者日众”，佛教在江南的发展繁荣在所难免，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
    在北方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由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等建立起来的众多割据政权，也大都尊崇佛教，这就促使佛教在北方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而这个时期北方的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首推凉、燕。由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逐渐统治了中国北方，他们对佛教的信奉崇尚，显然受到了凉土与燕地崇佛风气的影响 。因此，北魏的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在定国号“魏”之后，在开始营建宫室社稷等大型建设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修筑佛寺建造佛塔的活动。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太宗（明元帝拓拔嗣）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及至高宗文成帝拓拔睿和平初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也是北魏大规模开凿佛教石窟之始了。到了献文帝拓拔弘时，随着高祖拓拔宏的出生，在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修建了一座永宁寺院，构七级佛图，高300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这也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所构建的著名同名寺塔——永宁寺木塔之原型了。至高祖孝文帝践位，除经常临幸永宁寺设法供与行道听讲外，还诏起建明寺、思远寺等。据《魏书•释老志》云：“自兴光（文成帝年号，公元454年）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繁荣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以后，随着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在洛京宫室营建的同时，佛教寺窟的营造也从平城带到洛阳。自孝文帝之后，在洛阳即位的宣武、孝明等诸帝王及王室贵族，皆好佛法，致使佛教的发展在此时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北魏都洛时期，崇佛尚佛的最重要事件与作为，一是在京师洛阳西南伊阙山口西侧石壁上开凿佛教石窟造像，二是在洛阳城内修建与平城永宁寺同名的著名寺院——永宁寺及九层木塔。至于洛阳城当时的寺院数量，至魏都迁邺时，已达1367所 。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所寺院白马寺就是在洛阳，而北魏时期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也与洛阳有关。洛阳在中国佛教文化与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显然不同一般。